一个从没烧过瓷的京官,凭什么把景德镇推到巅峰?

一个从没烧过瓷的京官,凭什么把景德镇推到巅峰?

唐英到景德镇做的第一件事,是脱下官服,搬进窑工的棚屋

景德镇御窑厂全景

雍正六年冬天,一个从没烧过一天瓷的内务府官员,被派到景德镇去管御窑厂。他到任的头一件事,不是升堂问事,而是脱下官服,搬进了窑工的棚屋。

他叫唐英,这一年四十六岁。康熙年间他十六岁入宫,在养心殿的造办处当了二十多年差,画样、看样、辨器物都熟,唯独没亲手和过一抔瓷土。而御窑厂也不是个清闲衙门: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景德镇设厂专烧御用瓷器,烧成的挑走,稍有瑕疵的当场打碎、就地掩埋,几百年下来,珠山脚下埋了一层又一层的碎瓷片。

知识卡片:督陶官 —— 明清两代,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烧造皇家用瓷,派官驻厂督造,称为“督陶官”。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共有督陶官一百余人,唐英是其中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

一、到任没几天,这个五品官为什么先把自己变成了学徒?

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以“驻厂协理官”的身份到景德镇。头三年他到底做了什么,是他自己后来写在上司看的序文里的:

“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
——清·唐英《陶人心语·瓷务事宜示谕稿序》

“杜门”是关起门来,“谢交游”是谢绝一切人情往来。景德镇离浮梁县城不过十几里,地方官、瓷行老板、富商,排着队想请这位从京里来的钦差吃一顿饭。他一概不见。白天泡在坯房和窑房,看拉坯、看画青花、看装匣钵、看烧窑;窑房里整天是湿泥味和柴烟味,拉坯的转盘吱吱地转。晚上回到住处,他就着灯记笔记。

一个能直接面圣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名学徒。

可他很快就发现,肯学还不够。制瓷的活儿,全卡在工匠的手上——而那些手,不会因为来的是个京官,就多转半圈。

七十二道工序里,最难的那一关不在坯房,不在画桌,而在窑里那一炉火上。

二、满窑的工匠,为什么不肯把真本事教给他?

明代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里,给景德镇的制瓷下过一句评语:

“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

一件瓷器完工要过七十二道手:拉坯、印坯、利坯、施釉、画青花、装匣、烧窑……每一道都靠手上功夫,配比、火候、釉色多是师徒口传,只说三分。一个外行官站在旁边指手画脚,工匠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唐英反过来做。他不再问“应该怎么做”,而是蹲在转盘边上看工匠怎么做;看不懂的,追着问;记不住的,晚上写下来。三年之后,他在同一篇序里写下自己的程度——不敢说全懂,但“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已“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大意转述)。

三年,够一个人从分不清瓷土和釉,走到能跟把桩师傅对话。

但光会说还不算数——他得让窑里的火替他说话。

景德镇御窑厂窑房内景

三、最难的那一关:一门断了三百年的红釉,上哪儿找?

雍正年间,宫里递下来的单子上,点名要仿宋代的钧窑。

知识卡片:钧窑与铜红 ——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那种紫红色不是画上去的,而是以铜为呈色剂在窑里烧出来的。铜对温度和窑内气氛极其敏感,火候差一线就发灰发黑,成品率极低。宋代以后钧窑停烧,配方与火候也随之失传。

配方不在景德镇。

到雍正朝,这门手艺已经断了三百多年,景德镇满窑的工匠,没有一个人见过真正的钧红。唐英做了一个不太像官员的决定:派人去河南,去钧窑的老窑址,把配方找回来。派去的是他的幕友吴尧圃。临行那天,唐英替他饯行,写下四句:

“丈夫出门各有道,知己情深在怀抱。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
——清·唐英《送吴尧圃之均州》

配方是找回来了,可纸上的字不会自己变成釉——还得看那一炉火肯不肯认。

四、他把窑厂藏了几百年的手艺,写成了二十幅图

吴尧圃带回来的配方,唐英又试了整整一年,仿钧釉终于烧成。此后唐窑的颜色釉越烧越多,据《景德镇陶录》记,仅颜色釉一项就有五十七种;仿古的、新创的,一件件送进京城。

但唐英做得最重的一件事,不是某一件瓷器。乾隆八年,他六十二岁。

这一年,他奉旨编《陶冶图编次》:请宫廷画师绘图,他自己配文,把制瓷从采石制泥到束草装桶的二十道关键工序,一幅一幅画下来、一句一句写清楚。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制瓷工艺的著作——在此之前,这些本事只装在把桩师傅一个人的脑子里;在此之后,它们成了可以传抄、可以带走的书。

手艺,第一次有了文字。

《景德镇陶录》后来给了他一句评语:

“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

但这句“集大成”背后,还压着他付出的另一样东西。

景德镇珠山与御窑厂遗址

五、他走了以后,景德镇还留着什么?

乾隆元年(1736年),唐英升任淮安关使。名义上是总理陶务,人却离开了景德镇,只能隔着一千多里“遥督”。几年后他重回厂署,写下一首诗:

“十年宦隐昌南镇,三载重来眼一新。疑信道旁浑不识,去时不是白头人。”
——清·唐英《重莅厂署有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唐英去世,七十五岁,前前后后在景德镇二十多年。清代名士沙上鹤为他作传,说他“操故清洁,囊无余资”,在外做官这么久,始终“不植家人生业”(大意转述)——一个管着皇家窑厂的人,没给自己置下家业。他死后,御窑厂再没出现过第二个任期这么长、钻得这么深的督陶官。

还有一件事到今天也没有定论:景德镇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种说法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命这里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瓷器行销天下,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正史里查不到“赐年号”的记载,这个名字是从瓷器底款上叫开来的。两说并存的依据都出自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

这个镇名和这块碑,到底谁先谁后——史无定论。

今天去景德镇,珠山还在。山脚下的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龙珠阁立在最高处;厂址中留着一块残碑,是雍正十三年唐英立的《陶成纪事碑记》,碑上一条条列着当年烧造的釉色、经费和工匠人数。

碑石残了,窑火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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