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州桥活了1400年，造它的李春却只留下24个字

赵州桥活了1400年，造它的李春却只留下24个字

唯一记下他名字的，是唐代一位宰相写下的二十四个字。

公元605年前后，一个叫李春的人带着石匠，在洨河上架起一座桥，然后就从史书里消失了。

他造的那座桥，今天还站在河北赵县，扛过十次水灾、八次战乱，还挨过大地震。可要找李春这个人，翻遍《隋书》《北史》，连一行传都没有。先记住一个数字：这座桥的净跨是37.02米——大约十二辆小汽车首尾接起来那么长。在隋朝，敢在一张图纸上写下这个数的人，得有点疯劲。

一、他要造一座桥，却先把桥面往下压

当时北方造石桥，通行做法是半圆拱——像一轮立起来的满月。好看，但有个死穴：跨度一大，拱就得跟着往高处长，三十七米配半圆拱，桥面会变成一道拱起近二十米的坡，车马推到半坡就得往下滑。而赵县恰恰是南北官道上的咽喉，来往的马车多到能把桥面石碾出深槽，桥必须平。李春改用了圆弧拱，把拱压扁，矢高只有7.23米，高与跨之比约一比五。

石匠们蹲在河滩上，抓起一把土，是细沙，攥紧了也从指缝里漏。两岸就是这么软的沙地，却要托住一条官道的全部车马。坡度的问题解决了，可这座桥到底靠什么立住？

二、二十八道拱券并排站着，中间一道砂浆都不抹

李春的办法，是把整座桥拆成二十八道各自独立的拱券，顺着桥宽方向一道挨一道并排砌起来。这二十八道券之间，不抹一点粘接材料，全靠自己咬住自己。

他用了五样东西把它们绑成一个整体：把二十八道券砌成下宽上窄、向里倾斜的模样，靠彼此挤靠站住；石块之间嵌上铁腰铁；横向穿进五根铁拉杆，两头露在石外，像五道腰带；外缘加勾石咬住主拱石；拱背上再压一层护拱石。每一块拱石的侧面，都凿出细密的斜纹，为的是增加摩擦力。

肩上的四个小拱，顺带还解决了另外两件事：水大的时候能多泄一部分洪，桥身也少了七百来吨的重量。他把能算的都算进去了。

可洪水和车马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不在他的算计之内。

三、一条煮饭的船，差点把这座石桥烧塌

明朝隆庆丁卯年，赵县举人张居敬写了一篇《重修大石桥记》，记下的起因一点都不壮烈：几条运薪炭的船泊在桥下过夜，船家生火煮饭，火星窜进桥券的石缝。铁腰铁被烧断，二十八道券就少了相互拉扯的力，开始往外倒，桥面上的人能感觉到脚底下在动。嘉靖四十二年动工修，一直修到万历二十五年冬天才收工——前后三十四年，一座桥修了一代人的时间。

桥又一次被人从火里抢了出来。但它真正的劫数不在明朝，而在一千三百年后。

四、1958年，有人把桥拆开，又砌了回去

1933年，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河北做野外考察。引他找到赵县的是当地一句童谣：“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他在桥下测了又测，绘出平、立、剖三张图，写成《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1934年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此种敞肩拱桥构造，直至十九世纪末年，始见于欧洲，后于我者千二百年。故在历史上工程上，实皆有无价之奇迹宝也。”
——梁思成《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原文引用）

但他同时看出了险情：桥东面的中部已经明显往外倾斜，再不管就要塌。1937年战事一起，修桥的方案只能锁进抽屉。这一锁，就是十五年。

1952年11月，文化部派出刘致平、罗哲文等十一人到赵县勘察。第二年冬天，罗哲文带人在桥下连挖四次，从三米多深的淤泥里挖出一千五百多块桥石，还有隋代的雕龙栏板和望柱——那是李春那批石匠亲手凿出来的原件。1955年6月到1958年11月，大修开工。

工程的做法今天看仍会让人心里一紧：除西侧二十三道主拱券和两端金刚墙的一部分外，其余全部拆除重砌；水泥砂浆灌进千年石缝；桥面上下加了两层防水亚麻布和三层沥青。事后据参与修缮的郭瑞恒披露，那次用掉的四百六十多方石料里，新购的约四百方，真正用上旧料的只有约六十方。

将近九成是新石头。

1963年，梁思成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里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措辞克制，却字字都重。

“直至今天，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规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在赵州桥的重修中，这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梁思成《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文物》1963年第7期（原文引用）

话说回来，当年百废待兴，用古法慢修，经费和工期都撑不住。保住桥，还是保住旧貌，这笔账怎么算都有遗憾。可他这句“遗憾”只说了一半——更难的题在桥面上：今天走上去的人，脚底下踩着的，到底还算不算隋朝那座桥？

五、真正隋朝的石头，现在不在桥上

今天去河北石家庄赵县，桥还在，横跨在洨河上，全长64.4米。1961年3月4日，它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9月，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把它认定为世界第十二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在桥头立了铜牌。

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震中离赵县不到四十公里，桥没有塌。你今天在桥上摸到的栏板和望柱，是1950年代按早期式样新做的；而1952年从桥下挖出的隋代雕龙栏板，现在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隔着玻璃看人。

至于李春，一千四百年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生在哪年、死在哪年、究竟是工匠还是工头——史无定论。他留下的全部痕迹，只有唐代中书令张嘉贞在《石桥铭序》里写下的那句：“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

更让人放不下的是，赵县当地到今天还在唱一首民歌：“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一代一代唱下来，唱词里给出的答案，是鲁班爷——真正造桥的那个人，被唱丢了。

桥还活着。造桥的人，只剩二十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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