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春壶的祖师爷，凭什么是个偷泥的小书僮？

供春壶的祖师爷，凭什么是个偷泥的小书僮？

正史里找不到他的名字，连他的姓都写不准；而国家博物馆里那把据说是他亲手做的壶，到今天也没人能一口咬定。

一、一个偷泥的小书僮，凭什么动了祖师爷的手艺？

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清早，宜兴金沙寺的院子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厮蹲在陶缸边，把缸底那层澄过的细泥一点点抠下来，揣进袖子里。他不是寺里的匠人，是主人吴颐山身边的书僮——主人到金沙寺读书，他跟着来，端茶、研墨、扫地，都是他的活。

泥是寺里一位老僧制壶剩下的。老僧不传外人，他就躲在廊柱后头看——看那双手在泥上怎么走、怎么停，怎么用指腹把一道褶子压平；等夜里回到小屋，他再拿偷来的泥，自己抟一遍。

他做的第一件东西，据说并不是壶的形状，而是壶身上那层疙瘩——寺里那棵老银杏的树干上长满了瘤，他用手指一圈圈按上去，把树皮的样子搬到了泥上【民间传说】。这套手艺究竟怎么做的，留下来的记载只有几十个字。

「供春，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世以其孙龚姓，亦书为龚春。」
——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原文引用】

写这段话的人叫周高起，江阴人，明末的读书人。他在崇祯年间写成《阳羡茗壶系》，全书三千五百字，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讲紫砂壶的书，供春被他排在“正始”——开山第一人的位置。

可他没见过供春的壶。他是在宜兴吴家的书斋里，看到时大彬仿的一把“供春式”，才敢把这个人写下来；连这个人的名字，他都写得不太踏实。

二、他的壶最贵，写书的人却嫌它丑

他的身份，周高起只用三个字就交代完了：家青衣。不是名士，不是匠户，是主人家的一个仆人。仆人做的东西，按说进不了文人的书房。可到了明末，情形反了过来——苏州画家文震亨在《长物志》里挑茶壶，把当时各色名贵的壶挨个评点了一遍。

「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
——明·文震亨《长物志》卷十二·茶壶【原文引用】

最贵，和不好看，写在同一行里。当时的人是真心买、真心用，也是真心嫌它笨——壶身太大，样子不讲究，跟文人的书房不搭。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也记了一笔，说宜兴砂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一把砂做的罐、一把锡做的壶，出手就是五六两银子，价钱和商周的铜器摆到了一条线上，他自己都觉得“岂非怪事”。

更早的时候，供春还不是第一个人。金沙寺里那位老僧已经在捏壶了，周高起把他列在“创始”，把供春列在“正始”——一个是最早动手的，一个是头一个被写进书的。老僧连名字都没留下，供春留下了名字，别的什么都没留下。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史书上说得这么热闹，那把壶究竟长什么样？

三、明末名家一批批起来，他的壶却一把都找不到

明末清初的宜兴窑场很热闹。董翰做菱花式，赵梁做提梁式，时朋、时大彬父子接着往前推。时大彬早年就是靠仿供春起家的，后来游了一趟娄东，听了几个文人论茶，改做小壶，从此名满天下。

这些人的壶，今天还能见到。供春的不能。清代的吴骞在《阳羡名陶录》里搜罗得极广，也只能承认自己没有福气；金石学家张廷济一辈子过手的壶不计其数，同样没见过一把真的。（大意转述）

还有一个更要紧的事实：紫砂也不是从正德年间才有的。一九七六年，宜兴羊角山挖出过一批紫砂残器，年代被定在北宋；一九六六年南京出土的一座嘉靖十二年墓里，有一把紫砂提梁壶，是目前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紫砂器之一。这条路，在供春之前已经铺了一百多年。

一个被写进书里、写在开篇位置的祖师，在实物上等于不存在。他留下的还有一样东西，比壶型要紧得多——周高起抄下陶家的话说，供春壶上手能摸到“指螺文隐起可按”，手指的螺纹一按一个印；壶腹中间还留着接胎的棱痕，他把这一条叫做“视以辨真”，是拿指纹去认壶的。

记下这套办法的人，自己一辈子没摸过一把真壶。指纹成了唯一能证明他存在过的东西，也成了四百年后最大的疑点。至于他后来去了哪里、活了多少岁，一个字都没有——他像在那个清早之后就走丢了，直到民国十七年，苏州的一条街上，有人把他的壶从废品堆里重新捡了出来。

四、苏州冷摊上那把缺盖破壶，凭什么值两万金？

那一年，宜兴人储南强在苏州街上闲逛，在一家杂货摊上看到一把紫砂壶。壶没有盖，造型很奇怪，最要紧的是壶把下面刻着两个字——“供春”，铁线小篆。储南强是办过学、当过县知事的人，也懂文物。他没有还价，也没有多问，不动声色地掏出一块银元，把壶买了下来。

一块银元，买回了一个行业的祖师爷。

他把壶带回宜兴，拿给画家黄宾虹看。黄宾虹认定，这是树瘿壶——壶身仿的是银杏树干上结的瘿。消息传出去，有英国人出价两万金要买；抗战时宜兴沦陷，又有日本人出八千大洋。储南强都没出手，后来干脆把壶埋进善卷洞，躲过一劫。

壶本来缺盖。清代制壶名家黄玉麟曾配过一个瓜蒂形的盖，跟壶身不搭；储南强请裴石民重新做了一只树瘿形的盖，又请篆刻家潘稚亮在盖的外沿刻了两行隶书铭文。

「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潘稚亮刻于壶盖外沿【原文引用】

四十五个字，把一把壶五百年的流转写完了。储南强自己回忆说，这把壶是“神物忽来，重返故里”，他还专门刻了一方“春归”印，打算在家乡西氿边上建一座“春归阁”收藏。至于得到它的年份，多数记述写一九二八年，他自己的文字却像是二十年代初，至今没有定论。

春归阁没建成。时局太乱。一九五二年，他把一辈子的收藏全部捐给了国家，其中就包括这把壶。壶进了国家的库房，问题却没有结束——它到底是供春做的，还是别人做的？

五、国家博物馆里那把壶，是谁做的还没说完

今天，这把树瘿壶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通高十厘米，通长十九点三厘米，通宽十二厘米，暗栗色的壶身上满是疙瘩，摸上去像老树皮。

但“供春”这两个字，学界一直没认到底。一九三七年，李景康、张虹合编的《阳羡砂壶图考》就暗示它可能出于吴大澂或后人的仿制；紫砂宗师顾景舟一生看过十三把供春款壶，判定没有一把是真品，晚年甚至改口说它像黄玉麟做的。

研究者徐鳌润走得更远。他考证说“供春”两个字根本不是人名，而是壶名，取的是“壶供真茶”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个偷泥的小书僮，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人真有其人，壶是后人做的；或者人和壶都是真的，只是后来被换掉了。几种说法各有依据，谁也压不倒谁——于是争论从民国一直吵到今天。

壶还在，人却没定论。

今天去宜兴丁蜀镇，蜀山脚下的古南街还在，蠡河还在，沿街的白墙黛瓦里仍旧开着前店后坊的紫砂铺子。“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也已经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把壶上，还留着谁也说不清是谁的指纹。

你家里有没有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老壶？评论区聊聊。关注我，每天带你读一段被忽略的中国历史。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整理，旨在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