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在天竺被俘，凭什么借来八千兵，把天竺王押回长安？

一个只当过县令的大唐使臣，没回长安搬救兵，就地借了两国兵马灭掉中天竺——回国后，只升了一级半。

大唐使臣持节率联军走出喜马拉雅山口

贞观二十一年，大唐使臣王玄策在中天竺被一支军队按住了。他带的三十名骑兵箭射光了，人全被捆了起来，四天竺准备送往长安的贡物也被抢了个干净。

按常理，他该往东走。回长安，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奏一遍——以贞观年间的脾气，敢动大唐使团的人，下场不会太好看。这条路他走过：贞观十七年他第一次出使天竺，从长安走到恒河边，前后将近两年。

可他转头往西去了。一个人，一匹马，翻回喜马拉雅山口的碎石道，跑到吐蕃西境。

到了那里，他以大唐使臣的名义发出檄文。两个邻国都出了兵：吐蕃给的是精锐，泥婆罗给的是骑兵。他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是自己的，只有一根使节的符节，和一个“大唐”的名号。

《旧唐书·西戎传》记下了这道调令：“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原文引用】

王玄策不是将军。新、旧《唐书》里关于他的履历只有寥寥几行：洛阳人，当过融州黄水县令，一个管县城赋役的官。四年前，贞观十七年，他以副使身份跟着正使李义表第一次出使天竺，登过王舍城东北的耆阇崛山，还在山上立过一块碑。

所以他知道西边有什么。那条路他走过，那些国王他见过面——手上没有兵，可他认识能借出兵的人。

知识卡片：五天竺　唐人称印度次大陆为“天竺”，又按方位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在恒河中游一带，贞观年间由戒日王尸罗逸多统合为盟主，下面挂着三十多个藩国。王玄策这次出事，就出在中天竺。

他敢往西跑，押的是两笔人情。一笔是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她嫁到吐蕃，到这一年才六年，松赞干布是大唐的女婿。另一笔是他自己——上一次路过泥婆罗，国王提婆亲自陪着使团游览，这份交情还没凉。

两笔账都记在他一个人身上。可账最后由谁来还，他心里未必有底。

借兵不是张口就有的。吐蕃的一千二百精锐还好说，泥婆罗的七千余骑却是倾国之数——对一个山地小国来说，把七千骑兵交到一个外国使臣手里，等于把家底押上了赌桌。

提婆肯借，是因为上一次他亲眼见过大唐使团的排场；松赞干布肯借，是因为西南边境上正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替大唐岳父家出气”，刚刚好。

八千多人是什么概念？贞观年间长安城里的一个坊，男女老少全算上，也不过这个数目。他把一整个坊的人，连人带马，搬到了恒河边。

这支队伍从山口下来时，铁甲是吐蕃样式的，马具是泥婆罗样式的，传令要换三种话喊。走到中天竺边境，恒河的水汽糊在甲片上，结成一层薄薄的锈色。

借来的军队只听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得由他一个人担着。

吉隆崖壁上的唐代摩崖石刻碑面特写

对手叫阿罗那顺。中天竺的老王尸罗逸多一死，国中大乱，这个大臣趁乱自立，把四天竺要送去长安的贡物也劫了。他不缺人，《旧唐书》说他“尽发胡兵”；他也不缺城，国城茶镈和罗城在恒河南岸，是几百年的旧都。王玄策手上：八千借来的骑兵，没有兵符，没有粮道，也没有退路。

《旧唐书·西戎传》：“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原文引用】

拢共三天。城破的时候，恒河边的水是黄的，被挤进水里的人一层压着一层，再也浮不上来。

三天，一座国城。

阿罗那顺弃城跑了。可跑掉的国王，从来比死了的国王更难办。

他跑到东边，收拢散兵，重新结阵。这回追上去的是副使蒋师仁——正史把擒获之功，清清楚楚记在他名下。残部又拥着国王的妻子和儿子据守乾陀卫江，蒋师仁再打一次，大溃，获其妃、王子，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杂畜三万头，降城邑五百八十所。

东天竺王送来三万头牛马犒军，迦没路国献上地图，还讨要一幅老子像。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他把一个国王押回了长安。

献俘那天，长安的宗庙里报了捷。满朝都等着皇帝开口——可他说的话，跟战功一点关系都没有。

《新唐书·西域传》：“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擢玄策朝散大夫。”【原文引用】

说白了，皇帝是在讲道理：耳目贪享受、口鼻贪滋味，是败国的根子；婆罗门要不是先动了我们的使者，又怎么会落到当俘虏的下场。

一场灭国之功，换来的是从五品的朝散大夫——一个不用上阵的散官。皇帝讲完那通道理，就没有下文了。

可真正的代价，还没开始算。

今日洛阳龙门石窟与伊水风貌

跟他一起回长安的，还有一个天竺方士，叫那迩娑婆寐，自称活了两百岁，会造长生药。药造出来了，太宗吃了，没有效。第二年，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逝，方士被放回本国。

从那以后，王玄策的官职再没动过。他写过一部《中天竺国行记》，十卷正文、三卷图，记的是五天竺的山川、宗教、物产和人情。这部书在宋代以后散失，只剩零句残篇散落在《法苑珠林》《释迦方志》里；新、旧《唐书》都没有给他立传。

今天网上都说他“一人灭一国”。这个说法夸张不夸张，史无定论——印度方面和吐蕃方面的史料里，都找不到能证实或者推翻它的记载。

能证实的，是石头。1990年5月，西藏日喀则吉隆县要修一条水渠，一块被当地人叫作“阿瓦呷英”（意思是“父亲的汉字”）的崖壁正好挡在渠线上，本来准备炸掉。县里让考古队先去看一眼——这一看，看出了问题：那是唐碑。

《大唐天竺使出铭》，刻于显庆三年，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现存二十余行、三百余字，是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时留在喜马拉雅山口的。第二次走这条路，他借兵灭了国；第三次走这条路，他把这件事留在了山上。书没了，传没了，剩下那点东西，得翻过山口才看得见。

今天去洛阳，龙门石窟的崖壁上还留着他造佛像的题记；再往西，吉隆的崖壁上也嵌着那方碑，字口被千年的风雪磨圆了，得凑到跟前，才认得出几个。

能证明他来过的，只剩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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