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玺为什么只有皇帝能用？古人盖章前先封一坨泥，日本还挖出过汉朝金印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一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修水渠时，从土里挖出一块金疙瘩。擦掉泥一看，上面刻着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当地学者，这块金印后来被认定为国家级文物。而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印章上的故事，在中国史书里早写得明明白白——《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前来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一枚小小的金印，隔了一千八百多年，把两国史书对上了茬。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枚金印往回聊：中国人用印的两千年里，藏着多少有意思的门道？

先说一个冷知识：最早的印章，盖的其实不是纸，而是泥。那还是竹简的时代，写好的简册要用绳子捆起来，绳结处糊上一团软泥，再把刻好的印压在泥上。这团泥干了以后又硬又脆，谁要是私拆文书，泥就得碎，做不了假。这种盖了印的泥块，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封泥。清代以来，陕西、山东等地的古代遗址出土过大量这类封泥，上面还留着两千年前各级官署的印文，字形古拙，边缘斑驳，如今反倒成了篆刻家临摹的宝贝。这套办法并非民间土方，《周礼》里就有以玺节出入之的记载，学者普遍认为，玺节正是凭印信放行的凭证。可见早在先秦，盖印就是正经的信用制度，东汉蔡邕在《独断》里干脆说透了：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印，就是信。

那玺这个字，又是怎么被皇帝独占的？东汉卫宏在《汉旧仪》里给出了答案：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就是说，从秦始皇起，只有皇帝的印才配叫玺，而且必须用玉，别人谁碰谁僭越。关于那方最有名的传国玺，后世流传的说法是：李斯用和氏璧刻成，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此后成为历代王朝争夺的信物。不过需要说明，这段故事不见于《史记》本文，主要出自后世注引与唐人著述追记，和氏璧刻玺云云，更多是流传极广的传闻，学界存疑。倒是有一点可靠：汉承秦制，皇帝一方传国玺之外，另备有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等六方玺印，各有分工，盖上哪一方，对应哪一类公文，井井有条，这套六玺制度在卫宏的记述里写得很具体。

印章在汉代，还直接是官阶的一部分。《汉书·百官公卿表》里写得清楚：相国、丞相这些顶级官职，金印紫绶；再往下一档，银印青绶；再往下，铜印黑绶。印用什么材料铸，系印的绶带用什么颜色，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几品人物。所以汉人管做官叫佩印绶，印不离身，死了也要随葬。考古发现不断印证这一点：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一枚金印，印文滇王之印，蛇钮，正对应《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汉武帝平定西南后赐滇王王印的记载；开头那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更是如此，印钮做成一个小乌龟，伏在印背上憨态可掬——龟钮正是汉代列侯一级的标准形制，连这份细节都严丝合缝。

官印管身份，私印管生活，汉代的印海比我们想象的热闹得多。除了姓名印，汉代人还刻吉语印，印文是日利、常乐这一类好话，带在身上相当于随身携带的祝福短信；更有人把印刻成了小画，印面上只出现走兽、人物、车马，不着一字，这类印章被后世称为肖形印，流传至今的数量不算多，但其形象生动，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一手图像材料。还有一类鸟虫书印，笔画弯弯绕绕，像鸟像虫又像云，华丽得近乎炫技，历来被认为是印章艺术里最具装饰性的一支。一方两三厘米见方的小石头，被汉人做出了字号、做了壁画、做了签名档，方寸之间自成天地，这句后世的赞叹，用在汉印身上一点也不夸张。

至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传国玺，下落本身就是一桩千年悬案。通行说法是：后唐末帝李从珂在洛阳抱玺登楼自焚之后，这方秦始皇传下来的玉玺就再也没了踪影。可吊诡的是，此后几百年的皇帝们谁也不肯承认它没了——宋哲宗时，有人在咸阳献上一方玉印，据说被鉴定为传国玺，朝野轰动，但这段公案出自宋人记载，真伪当时就有争议，后世也多认为是附会。再到明清，干脆不纠结了：乾隆钦定二十五方宝玺，各有所用，把用印制度编成了一整套章程，如今还陈列在故宫。真玺失传了，制度反而更清楚——这大概是对执念最体面的收场。

纸普及之后，印章的命运彻底变了。泥封用不上了，人们开始把印蘸上红色印泥，直接钤盖在纸上，通行的看法是，这一转折大体发生在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官印也随文书制度变大了——秦汉的官印不过方寸之间，方方正正，为的是压封泥时受力均匀；隋唐以后的官印放大了好几倍，印文变得细密盘曲，有人认为这还有一层防伪的考虑：字越繁复，越难仿刻。宋朝人还发明了花押，在正经姓名之外再画一个独家符号当签名，据说连宋徽宗都设计过自己的花押，一笔连下来像天下一人四个字，是否属实已难确考，但官僚用押字防冒领，确实是宋代文书里的常态。至于骑缝印——把印一半盖在文书上、一半盖在存根上，两半对得上才算真——这套防伪思路直到今天，还在各种证件骑缝章上活着。

更妙的是，宋元以后，印章从官府用品变成了文人的私房艺术。此前刻印的多是工匠，文人画完画、写完字，顶多盖一方名印。相传元代画家王冕开始用花乳石自篆自刻，石头软，刀能随心走，文人从此亲自操刀；明代文彭用青田石治印，被后世公认为文人篆刻的开山，这个说法出自印学界的通说，细节或有出入，但潮流自此而起是公认的。此后印人大师辈出，晚近的西泠印社至今仍是天下印人公认的祖庭，首任社长吴昌硕的书印，如今是拍卖场上的硬通货；齐白石自称三百石印富翁，一屋子石头比书画还金贵。最夸张的收藏家当属乾隆皇帝，历代名帖名画过手，兴之所至就题诗盖印，一方快雪时晴帖上密密麻麻盖了几十方印，被今天的网友戏称为最早的弹幕鼻祖。一方印从证信之物，玩成了金石之学，这是古人自己大概也想不到的。

回头看，这枚小小的印章，两千多年里换过泥、换过纸、换过材料，唯独没换过的，是蔡邕那句话里的那个信字。封泥碎不碎，是文书的信；金印紫绶，是官阶的信；文人刀下的石印，是眼力与交情的信；而那枚漂洋过海的金印，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史料之信。下一次你在文件上按下红手印，或者把证件盖章的那一半小心撕下来和存根比对时，不妨想一想：这个动作，汉代的书吏在长安的官署里，做得和你一模一样。你见过或者用过哪些老印章？家里的旧户口本、老房契、粮票上，还留有哪一辈人的印痕？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喜欢这样把冷知识讲成故事的文章，就点个关注吧，下一篇更有意思的中国历史冷知识，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