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史:700多年前穿棉衣是奢侈品?黄道婆改写中国纺织史

唐代长安的冬天,王公贵族裹着绫罗裘皮,从领口到下摆不见一丝棉絮——不是舍不得,是穿不着。当时棉布有个音译名字叫白叠子,产在西域高昌一带,是出现在贡单上的稀罕物。今天几十块钱一件的棉衣、几百块钱一床的棉被,在中国人的衣柜里来得相当晚。把这件贡品变成全民衣料的,不是哪位皇帝的政令,而是一位流落海南几十年的老妇人。她叫黄道婆,就是被旧时织工当棉神供奉的那个黄道婆。

元代江南纺车与棉花田国风插画

一、棉花入华,比想象中晚得多

先说一个冷知识:栽培棉花,中国并不是原产地。按学界通行的说法,棉花栽培起源在旧大陆的印度、非洲一带,它进入中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非洲草棉,经西域传入新疆。《南史·高昌传》记高昌物产,说当地"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这是正史里较早的棉花记载,白叠子从此成了棉布在汉文文献里的旧名。另一条是亚洲棉,古称吉贝、古贝,从东南亚经岭南进入华南。《尚书·禹贡》扬州条下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一句,有学者认为织贝就是棉布,若此说成立,先秦华南已有棉,但争议很大,学界并无定论。

其实在正史之前,汉文文献里已有疑似棉花的踪影。《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哀牢人物产,说当地"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垢"——用一种树木的絮头绩成五尺宽的布,洁白得沾不上污垢。这里的梧桐木华,一般认为是多年生的木本棉一类(学界有争议,姑存一说);魏晋以来南方沿边地带所产的橦华布、古贝布,也多被后人解作棉布。也就是说,棉的零星身影见过几次,但都没能在中原站稳脚跟,真正成规模的种植与纺织,要等到宋代以后。

麻烦在于传播链断了。新疆的棉花基本就地使用,吐鲁番等地出土过魏晋至唐的棉织品(考古概述),可隔着河西走廊千里迢迢,始终推不进中原;岭南棉区规模有限,同样不成气候。所以整个唐宋,中原人的衣被材料始终是丝、麻、葛三样:富人穿丝绸,穷人穿麻葛。顺带一提,今天简体的"绵"字,本义是丝絮,就是把蚕丝下脚料絮进衣里当填充物;棉花普及之后,带木字旁的"棉"字才专管这种新作物,两字分工是后来才清楚的。一个字的分量变化,也能看出棉花掀起过怎样的衣料替换。

二、宋末元初:三道技术难关卡住了棉花

宋末元初,长江下游开始推广植棉。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乌泥泾在今天上海徐汇区华泾镇一带,土薄田瘠、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从闽广引种棉花谋生路。方向没错,但有了棉花不等于有了棉衣,中间还隔着三道技术难关:轧棉去籽、弹花开松、纺纱织布。

《辍耕录》接着记乌泥泾的窘境:"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工甚艰。"大意是:没有轧棉的踏车,没有弹花的大椎弓,棉籽要靠手指一颗颗剥掉,弹花靠一尺来长的小竹弦弓在案上振成棉絮,效率极低,做工极苦。这样出来的棉布自然粗糙,产量也上不去。种棉的人渐渐泄了气,乌泥泾的棉业眼看要凉。

三、黄道婆:崖州学艺三十年,一船带回整套技术

转机出现在元贞年间,约公元1295年前后。一位年过半百的妇人搭海船回到乌泥泾,她就是黄道婆。

关于她的生平,早期记载并不多,主要出自元末《南村辍耕录》与明初王逢《梧溪集》的祠堂诗序,细节两处略有出入,大体轮廓是这样:她是松江乌泥泾人,少年家贫,后世传说里还有当过童养媳、不堪虐待逃亡的说法(此为民间流传,姑备一说),几经辗转流落到崖州——今海南三亚一带,在那里生活了约三十年(具体年数史无明文,属后世推断)。崖州是黎族聚居地,黎族的棉纺织技艺当时远胜内地。黄道婆就在那里习得整套技艺,人到中年才搭船北归。

回到乌泥泾,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教人做造捍弹纺织之具"——把改良的工具和工艺倾囊相授。对照前文三道难关,她的改良几乎逐题作答:轧棉,推广搅车一类的轧棉机具,两片轧轴一转,棉籽自动落底,不再靠手指剥(此类机具的形制,元王祯《农书》有图可参);弹花,把一尺半的小竹弓换成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以椎击弦,效率成倍增长;纺纱,一般认为她推广了三锭脚踏纺车,双手纺纱双脚蹬轮,一人能顶过去三人(此说为纺织史界通行推断)。织物方面,她又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能在布上织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一类花纹,成品人称乌泥泾被。

《辍耕录》记推行后的盛况:"人既受教,竞相作为",织成的布"转货他郡,家既就殷"——乡里人人学织,产品卖到外郡,乌泥泾的家家户户由此殷实起来。黄道婆去世时,乡人"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此后立祠,岁时享之,尊她为织造之祖。上海至今留有黄母祠,旧时松江织工对她敬若神明。一个逃难半生的妇人,靠一门手艺被一方百姓世代供奉,这在重科举重宦途的古代中国,是相当罕见的事。

四、松江布,衣被天下

黄道婆带回的不是一门手艺,而是一条产业链。乌泥泾之后,松江府属各乡镇纷纷改种棉花、改营纺织,到明代,松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郡棉布,衣被天下"是明人常挂嘴边的形容(此语散见明人著述,措辞各本略异)。明代松江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念念不忘家乡棉业,说松江百万人家仰给纺织(大意)。清前期,松江布经广州大量外销,欧洲商人管它叫南京布,18世纪英国的棉纺作坊还拿它当仿制样板——纺织业正是后来工业革命的起点之一,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在1760年代造出珍妮纺纱机,冲的就是纺纱效率。也就是说,当欧洲人为纺纱效率发愁的时候,中国江南的乡村妇女已经用多锭脚踏纺车纺了几百年纱。

官方层面也在推波助澜。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廷一度在浙东、江东等地设木棉提举司,专责劝课植棉(《元史》有载,设置细节诸书略异);元初官修《农桑辑要》郑重其事地收录种棉法,与种麻种桑并列。明代开国后更是动用行政力量:洪武初年朝廷下令民间田地按比例搭配种植桑、麻、木棉,种棉者还可以减免税赋(条文细节诸书记载有出入),棉田由此铺遍南北。上下合力,棉布在明代终于完成对麻布的替代,成为寻常百姓的过冬主衣料——自先秦以来麻衣的千年江山,就此易主。所谓布衣之族的布衣,也悄悄换了材质。

五、一件棉衣的三重历史

回头看一件普通棉衣的来路,至少叠着三重历史。植物本身,经西域和岭南两条路线,走了上千年才敲开中原的大门;技术层面,轧、弹、纺三道难关在宋末死死卡住产量,直到黄道婆带着崖州技艺回乡才一锤定音;社会层面,官府劝课、市场流通、几代织妇的手,共同把它送进千家万户。棉花从贡单上的白叠子,变成人人穿得起的冬衣,中间隔着的,正是这些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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