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开头为什么是赵钱孙李？写出它的小人物，连名字都没留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每一个中国孩子开口背的第一串姓氏，排序既不按人口多寡，也不论门第高低。它出自一个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小人物之手，却被一代代学童摇头晃脑地念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追问：凭什么赵姓排第一？

先别急着回答。识字课本这件事，在中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周代就有小学，《周礼》记载保氏之官负责教国子，郑玄作注时说，教贵族子弟，第一步就是六书，也就是认字。换句话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把认字当成一切教育的起点。但真正成规模、成系统的识字课本，要到汉代才登场。

识字课本更早的老祖宗，还能往前数。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宣王时的太史籀写过《史籀篇》，原书早已亡佚（据文献追记，无从复核）；秦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用小篆写成四字韵语，既是字书也是文字规范的样板。到了汉代，三篇合为一书仍称《仓颉篇》通行天下，后来西北边塞的汉简和北大藏汉简中均有残本出土（出土情况为学界公布的整理结论，细节存争议）。可见给学童编押韵识字书，是秦汉政府亲自动手抓的正经事业。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了一本《急就篇》，开头第一句是急就奇觚与众异。这本书把姓氏姓名、布帛谷物、器具官名、虫鱼花草统统打包进三言、四言、七言混杂的押韵句子里，让学童背顺口溜的同时顺便认识几百个常用字。传世的章草本题为三国吴人皇象所书（传称，实情难以确考），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发现了《急就篇》残文（学界据出土文物推断）。两汉四百年，它就是天下学童的标配课本，地位相当于后来的一年级语文书。

真正的重头戏，出现在南北朝。梁武帝想给子侄们练字，让人从王羲之的墨迹中拓出一千个互不重复的字，可散字堆在一起没法念。相传他召来文学侍从周兴嗣，命他把这一千个散字编成通顺的韵文。《梁书·周兴嗣传》确实记下了这件事，说他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唐人李绰在笔记《尚书故实》里则补上了那个著名细节：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一夜白头当然只能当故事听，但你要知道他干了什么——一千个互不重复的字，编成二百五十句四言韵文，句句押韵，上涉天文，下涉地理，中涉人伦历史，还得一个字都不能改。这个难度，配得上一头白发。

成品就是流传至今的《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全文一千个字，基本无一重复（个别版本因避讳改字略有出入，为学界通行说法），从开天辟地一路讲到修身做官，堪称一部袖简百科全书。它同时也是书法史上永恒的题材：相传陈隋间的僧人智永用真、草两体写了八百多本千字文，散施浙东各寺庙（散见于宋人记载），此后历代书法家几乎人人写过千字文，日本、朝鲜半岛的旧式学塾也拿它当启蒙课本，影响越出国界（为学界常见推断）。

到了宋代，蒙学课本迎来双星并立：《百家姓》与《三字经》。先说《百家姓》。它不是官修的，南宋人王明清在《玉照新志》里下过一个著名的判断：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翻译过来就是——大概像吴越国时期两浙某个普通读书人随手编的东西。一个小民编的书，凭什么风行天下？就凭开头那八个字排得精妙。王明清自己给出了解释：赵是当朝国姓，自然排第一；钱是吴越国王的姓氏，排第二；孙，是吴越末代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则是南唐的国姓。至于紧随其后的周吴郑王，他说是钱氏几代国主后妃的姓氏。这个解释流传最广，但也有学者认为多少有些事后附会的成分，毕竟除赵姓之外的排序并无硬性依据（此说为一家之言，存疑）。不过无论如何，一个市井小民编书，把当朝国姓恭恭敬敬放在第一，是那个时代最自然的求生智慧，也顺手留下了吴越降宋那段历史的小小注脚。

《百家姓》在宋代已经风行乡村，这有陆游的诗注为证。陆游在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农家十一月到次年正月没有农活，村里凑钱请个落第先生，一间破屋，一本《百家姓》，就是全部的冬学。这本书原本收四百多个姓氏，四字一句，押韵顺口，后来陆续增补到五百多个（增补过程与数目各家所记有出入，为学界常见推断）。正因为它不用于科举、纯粹为了认字，反而把全部心思花在了好记上——赵钱孙李就这样背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中国人共同的记忆起点。

再说《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它一开口，就把孟子的性善论压缩成了六个字。作者是谁？最流行的说法是南宋大儒王应麟，但这个归属是后人追认的，明代以后才逐渐坐实，另一说为宋末区适子所撰，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两说并存，无从取舍）。它的内容更值得细看：苟不教，性乃迁，讲的是教育必要性；昔孟母，择邻处，讲的是环境影响；养不教，父之过，把责任压到了家长头上；再往下，从孝悌伦理讲到数字方位，从六谷六畜讲到经史子集，最后以十七史，全在兹收束——一部书，把两三百年蒙学教育的完整路线图，用三个字一句的韵文写完了。后世不断增补续写，明清版本越编越长，它在蒙学中的地位被推为各书之首（此为后世评价，非宋人自封）。

三本小书的分工，古人早已排好。旧时学塾通行的次序是：先读《三字经》明义理，再读《百家姓》识姓名，最后读《千字文》广见闻（此为通行说法，各地私塾次序略有差异）。道理、名字、常识，一步一个台阶。效率也惊人：三本背完，认得的字大约两千出头，在古代已经足够读书、记账、写一封像样的信。旧时代所谓读书识字，大半就是这三本小书打的底子。唐宋以后文化的高度，是从赵钱孙李的地基上垒起来的。

这套先背后讲的路子，被后世语文教育史研究者称为集中识字法：学童入学先花一年上下把三百千死记硬背下来，字认了两千多个，先生再回头逐句开讲（这一概括为现代研究者的通行归纳，古人并无专书论述）。押韵是其中的关键机关——韵文自带节奏，摇头晃脑之间句句成诵，背错了自己都能听出来。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观察中国私塾，最惊讶的就是蒙童背书的本事（散见当时来华者的记述，细节因人而异）。

明清两代，蒙学课本继续扩编：《龙文鞭影》讲典故，《幼学琼林》讲名物，《增广贤文》讲世故人情，但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三百千始终是入学第一关，谁也绕不过去。有趣的是，正史里瞧不上它们的记载寥寥无几，恰恰是这些被士大夫视为浅近的小书，托举起了耕读传家四个字——许多乡村家庭未必买得起经书，但一本手抄的《百家姓》，总是凑得出来的。

一千多年里，无数学童摇头晃脑地背着赵钱孙李，未必知道背后藏着吴越国王与南唐旧主的姓氏排位；背天地玄黄的娃娃，更不知道周兴嗣可能为一千个字熬白了头发。课本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句子却活到了今天——你现在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几句？你的启蒙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上学前背过的第一本书。关注我，下一期讲讲古代学童的另一面：背不出书要挨的戒尺、罚跪和站砖，私塾先生下手究竟有多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