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改走海路一条船都没沉，清朝为什么第二年就改回运河？

漕粮改走海路一条船都没沉，清朝为什么第二年就改回运河？

纸上的账算得清清楚楚。朝堂上还有一本，算法不一样。

道光五年夏天，清江浦的河面上，四十个帮的粮船一动不动。船上装的是要运去北京的漕粮，而它们连黄河都没过去。押运的官员守在岸上，等的不是风，是水。

一、一百二十万两撒下去，船还是没过黄河

这场堵，从上一年的冬天就开始了。道光四年，洪泽湖的高堰漫口，湖水一泄，从高邮、宝应到清江浦这一段运河浅得能看见底。北上的粮船走到这里，就再也推不动。

管漕运的人先想出借黄济运：把黄河水引进运河，把船浮起来。三月，运口淤了。又改盘坝：粮从船上卸下来，人扛过淤浅的那一段，再装船。这一改，请帑一百二十万两，还请求把一百万石米就地截留。

三个多月过去，河这边还压着四十个帮的船。琦善奉命去查，回来报：有的船一个月还没开行，有的卡在御黄坝之间，该剥运的军船一条也挪不动。道光震怒，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煜先后获罪去职。

钱花了，官也撤了，河还是那条河。而离京仓见底，只剩几个月。

二、一个户部尚书说“穷则必变”，满朝为什么都说“不便”

这时候，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了一道疏。管钱的官开口，先讲八个字：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他把历次反对海运的说法一条一条拆开，最后落到一句极不客气的话上：

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
——清·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见《清史稿·食货志·漕运》

反对的话更硬。嘉庆年间议过一次海运，两江总督勒保领着一班人列了十二条不可行，头一条就是大海里沙礁丛杂，皇家的口粮不能拿到不测之地去试。嘉庆帝批得干脆：利不百，不变法。整个嘉庆一朝，再没人敢提这两个字。

这一回，反对的口实换了四条：海上风大浪恶，天津收兑必难，海商靠不住，漕粮受制于商有伤大体。四条里没有一条谈钱——钱这一头，他们算不过英和。

道光五年这道旨意发下去，各省回上来的多是“窒碍难行”。《清史稿》给这批督抚下了四个字的判语：惮于更张。只有安徽巡抚陶澍回得不一样——英和这个条议，是眼下唯一的办法。

他随即被调任江苏巡抚，专办此事。而朝廷手里，一条海船也没有。

三、一千五百条民船，凭什么肯替朝廷跑这一趟？

陶澍到上海，先做的不是调兵，是贴告示。告示里四条：载一石米给一石米的价，当堂发钱，不经过吏役的手；船来去自由，不强行扣留；管运不管交，米到天津由官方验收，路上短了不找船户赔；装完官米，还准带客货北上，到天津卸了可以放船去奉天装豆饼。

四条一贴出去，海商蜂拥而来，当天就有七十多条船递了承揽。到开船时，上海凑出一千五百多条沙船，另有几十条“三不像船”。

船凑齐了，官署才立起来：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到天津验米的是军机大臣穆彰阿。航线是派人一段一段量出来的——出吴淞口，过崇明十滧出外洋，经佘山、大沙转正北，到成山再转西偏北，经庙岛进天津，水程四千余里。道光六年二月初一，船队放洋，每条船按所属州县挂不同颜色的旗，江面上一眼望不到头。

难的是时间。海路只能赶春夏的风，一个航季跑两趟，跑不完就压到明年。各州县的粮先用河船剥运到上海，卸一遍、兑一遍、再装上海船，一环慢，全队等。陶澍自己站到海口，定先后、甲号令，粮船鱼贯而至，鳞次而兑，一旬之内兑出一百三十余万石。

可海上没有账房。风一来，说翻就翻。

四、账算赢了，为什么递上去的章程没有下文

两趟跑完，账目摆在御案上：一千五百六十二条船，一百六十三万三千石米，全部抵天津。一条船没沉，一个人没淹。途中有松舱抛失，丢的八百多石，不到运数的千分之一。穆彰阿验米，说米色莹洁，比河运好几倍。算下来，省银十余万两，省米十余万石。

陶澍没有把这笔钱留下。他把海运省出的二十余万两，投进吴淞江的疏浚工程，道光八年完工，太湖的尾闾才通了一条。事后上谕褒美，赐他花翎。第二年，他和两江总督蒋攸铦合上一疏，把这次的办法整理成章程八条，想变成每年照办的定例——运一万石以上的船商给职衔顶带，短少霉变的分别豁免赔补，沿海水师会哨巡防。

明年，遂偕总督蒋攸铦合疏陈海运章程八条，冀垂令甲，永纾漕累。格于部议，未果行。
——《清史稿·陶澍传》

驳他的不是天气。魏源把反对的人归成几类，无一例外都靠着这条运河吃饭。运河这条线上，每年有六七千条官船在跑，每船的运丁、水手、纤夫按二十人算，能装下数十万人。这些人有上司、有同年、有乡党，他们的话从衙门口递上去，就变成了“祖宗成法不可轻变”。

• 船厂：官船的修造与岁修
• 卫所旗丁：押运、屯田、盘坝剥运
• 水手与纤夫：以船为家，以运为生
• 闸夫、坝夫、仓胥：沿河每一道环节

真正把门关上的，是皇帝本人。蒋攸铦再请续行海运，招来一顿申斥，上谕里的话说得一点不留情：

朕思海运，原非良策，以今年河湖情形而论，本不可行……自卸干系，巧占地步，止顾目前，于国计并不通盘筹划，试问为国乎，为身乎？
——清宣宗道光帝上谕，转引自今人对道光初年漕粮海运的研究

海运输给的，不是风浪。

第二年春天，吴淞口外的海面空了。空掉的也不只是海面。

五、隔了二十年，这条海路怎么又被捡了回来？

这一停，停了二十年。道光二十六年，朝廷诏复行海运；第二年议准苏、松、太二府一州的漕白粮米，从下一年起改走海道；咸丰元年，河海并运。而这二十年里，各省额漕一年比一年少，太仓的存粮放到了见底。到底是河工真的通了，还是反对的人太多，史书没给一个说法。

当年在上海招船的那批人，留下了一座房子。康熙五十四年，上海的沙船船商集资建起商船会馆，落在老城厢小南门外。一九五九年它被列入上海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二〇一九年动工修缮，二〇二〇年六月第一次对公众开放。

同治初年，会馆还把这处房子借给在南市筹办的江南制造局做办事处。造木船的行会，替造铁船的局子腾了地方。

如今会馆街三十八号的门楼还立着。门楣上的砖雕刻着帆、浪和云气，一层压着一层；门里的戏台空着，石阶的边角被人踩圆了。往东走几百米，就是黄浦江。

海路还在，走海的人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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