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两百年没人再刻，为什么它的原本要去日本找？

天工开物两百年没人再刻，为什么它的原本要去日本找？

书写成那年他五十岁；书刻成七年，明朝就亡了。

在中国，有一部书整整两百年没有再被刻过一次。上世纪二十年代，学者想找一部完整的原书，跑遍南北的书库都空手而归，最后是从日本借来的底本。写这本书的人叫宋应星，江西奉新一个落第举人——他记下的是稻子怎么插、盐怎么煮、铁怎么打、纸怎么抄。

一、四十五岁那年，他为什么把圣贤书放下了？

万历四十三年秋天，二十九岁的宋应星和哥哥宋应昇一起到南昌参加乡试。全省一万多人应考，只取一百零九人，他考第三名，哥哥第六名。奉新县这一科只中了他们兄弟两个，江西人管这叫「奉新二宋」，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一段日子。

举人不是官。中了举，只说明有了做官的资格，能授的多半是教谕、县丞这类小职，想再往上，只剩一条路——继续考。他选了继续考。这一考，又是十五年。五次进京会试——万历四十四年、四十七年、天启三年、天启七年、崇祯四年——一次也没中。

从江西到北京，走赣江、过长江、转运河。五次往返的路费、店钱、投帖的人情，把一个官宦人家的家底掏得干干净净。崇祯四年最后一次落榜，他四十五岁，回来就把应考用的程文收进了箱底。

崇祯七年，他到江西分宜做了县学教谕，管一县生员的课试。一个读了三十年圣贤书的人，从这一年起把心思全挪到查工序、记数目、画器物图样上头。旁人懒得画的辘轳、风箱、碓架，他一台一台画下来。同僚觉得他怪，他不辩解——他准备写的这本书，全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会买。

二、一个落第举人，凭什么敢写天下的手艺？

那十五年他走的不只是考场。赣江边的水碓、景德镇的窑、运河上的闸、沿途的染坊和铁铺，他都停下来看；看不懂就蹲下去问工匠，问完记在纸上，夜里再理一遍。有些工序他要看上好几趟才敢落笔，因为写错一句，别人照着做就废一炉料。

他在序里点了一句当时读书人的通病，话很难听：

「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鬵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天工开物·序》

他骂的是当时读书人的通病：凡没亲手做过的事，都敢说得头头是道；越是没人亲眼看过的，越敢议论。他要治的就是这种病——把话说得漂亮，把事情说得含糊。

他记东西的方式很笨：不写「大约」，只写数。一亩秧田下种几升，一炉铁出几斤，一口盐锅熬几天。三卷十八篇，一百二十三幅插图，一百三十多项工艺，从稻麦、蚕桑、制盐、制糖，一直排到陶瓷、冶铸、造纸、兵器。顺序也是反的：讲稻麦的《乃粒》放第一篇，讲珍珠宝石的《珠玉》放最后一篇——他自己给这个排法定了个说法，叫「贵五谷而贱金玉」。

书在崇祯十年四月写完。写完那天，他做了一件很少有作者会做的事——在序里，提前替读者打了退堂鼓。

三、书刻出来了，替他刻书的人却先没了

「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天工开物·序》

这话里没有一个字是客套。最后掏钱的是老朋友涂绍煃——字伯聚，江西新建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和宋应星同科举人。崇祯十年，书在南昌府刻成，后人叫它「涂本」。

序的末尾，宋应星自己补了一句，等于亲手掐断了这本书的销路：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同一篇序里，他还顺口交代了一件小事：原稿本来有《观象》《乐律》两卷，一卷讲天文，一卷讲乐律，刻之前他自己抽掉了，理由是「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一个连熬盐、打铁都肯蹲下来记的人，偏偏在这两卷上收了手。

这句话应验得比谁想的都快。七年之后，崇祯十七年，甲申，明朝亡了。清兵打进江西，涂绍煃带着家人出逃，船行到君山湖遇上大风，一家人没能上岸；不久，他的哥哥宋应昇也服毒自尽。

替他刻书的人，和陪他读书的人，一年之内都没了。

宋应星从此隐居不仕，也不再刻书。这本书后来走的路，比他一辈子走的路都远。

四、两百年后，是谁把这本书从日本抱回来的？

断的原因，一半在书里，一半在书外。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它没有被收：书里「北虏」两个字犯讳，连《古今图书集成》摘抄时都要改成「北边」；再加上他的兄长与友人的文集牵连进反清的案子，官修的书目里就更不会有它的位置。

书在中国断了，却在海上活着。十七世纪末它随商船到了长崎，日本儒学家贝原益轩在《花谱》《菜谱》的参考书目里就列了它。明和四年，大阪书林菅生堂的主人柏原屋左兵卫申请翻刻，一度因为找不到好底本差点作废，最后从藏书家木村孔恭那里借到一部崇祯十年的原刻本。

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年，这部书在日本第一次被重新刻印，扉页上印着「浪华书林菅生堂」。此后六十多年，法国人儒莲把它一节一节译成法文，达尔文在自己的著作里引用了其中养蚕的记录。

一九一四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到云南考察矿产。他在昆明图书馆翻《云南通志》，看到一段讲炼铜的文字，末尾注着引自《天工开物》。他懂矿，一看就知道这段写得多实在；回到北京，他跑遍书库去找这本书。

找不到。他从章鸿钊那里听说日本帝国图书馆有藏，几年后在罗振玉处看到一部残破的日本刻本。听说武进陶湘有意翻印，他去促成。陶湘以日本刻本为底本，借另一部日本藏本作校本，用《古今图书集成》里的插图补齐，一九二七年在天津印出石印本。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他找了十三年。

「乃身遭国变，著作沦散，非邻国流传，天幸遇合，则毕生之业将没世而无闻矣，悲夫！」——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

• 涂本：崇祯十年（1637）南昌府刻本，涂绍煃出资。存世仅三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
• 杨本：明末清初书林杨素卿翻刻。刻版时明亡，为能在清朝发行，序里的崇祯年款被删去，「我朝」改成了「明朝」。
• 菅本：日本明和八年（1771）大阪菅生堂据涂本翻刻，民国那部石印本用的就是它。

五、今天这本书在哪？答案分三处放着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从日本静嘉堂文库借印了崇祯十年的涂本，这部书才算以最初的模样回到中国读者手里。国家图书馆也藏着一部涂本，卷首盖着「墨澥楼珍藏书画钤记」：它原藏浙江蔡氏，后来抵押给宁波李氏，建国后李家把整批藏书捐给了国家。

书里那些插图，画的全是人：蹲在秧田里拔秧的，扶着风箱鼓火的，在蚕室里翻茧的。没有一张是摆在案头的清供。今天去江西奉新宋埠镇牌楼村，他的墓还在；分宜县博物馆里专辟一室，讲他和这本书。而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里，那部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翻开第一页，讲的是怎么把稻种泡出芽来。

他排在全书最后的，是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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