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筑起六十里长堤，为什么反把明祖陵淹了？

潘季驯筑起六十里长堤，为什么反把明祖陵淹了？

一条堤保住了三百年的漕运，也把水逼到了皇家的祖坟脚下

万历六年夏天，潘季驯第三次被派去治黄河。他到任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黄河两岸的决口，一个不留，全部堵死。传令的人愣在那儿：决口是泄洪的，堵死了，水往哪儿去？

一、别人治河先开口子，他为什么反着来？

他到清口的时候，眼前是一片烂摊子。黄河在崔镇一带决了口，淮河在高家堰一带也决了口，两股水漫出去，谁也管不着谁。清口被泥沙填成一片浅滩，运粮的船搁在那儿，得靠纤夫下水拖着走。

当时的通行办法叫“分流杀势”：多开几条支渠，把洪水散开，让它慢慢流走。这法子听着稳妥，从嘉靖朝一直用到万历初。到嘉靖末年，徐州以上的黄河，已经被开出了十三支汊流。可河并没有因此安分，反倒一年比一年浅。潘季驯沿着河走了几千里，得出的结论跟满朝相反——他把道理写进了《河防一览》。

“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明·潘季驯《河防一览》

翻成大白话就是：水一散，流速就慢；流速一慢，泥沙就沉；泥沙一沉，河床就抬高。你分出去的每一条支渠，都在替黄河攒沙子。所以他要反着来——水不该散，该合。贴着河筑一道缕堤把水束紧，外头再筑一道遥堤兜底。水只剩一条路可走，就只能往前冲，把沙一路带进海里。

这套办法后来有个名字，叫“束水攻沙”。道理并不复杂，难的是它要求先修一道谁都不愿意修的堤。

二、满朝都说该分水，他为什么只肯留一条道？

反对的声音不小。堵口要钱，筑堤要人，沿河几百里同时开工，一年两年见不到回头钱。朝里主张继续分流的、主张另开一条新河的，都有人。潘季驯在会上把话说得很硬：河不能走两条道，走两条，两条都会废。

他自己也不是坐在衙门里画图的人。同僚记他在工地上的样子，“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风露”——白天跟挑土的、扛锹的、编苇席的挤在一处，风雨里来去。他还有一句话，说自己看河是“以足为尺，以目为仪，以心为图”。

他那时候年近六十。这个年纪在明代已经该告老了，他却一年里大半时间在堤上。糯米石灰浆调起来又黏又沉，溅到手上半天搓不掉；新打的铁锔握久了，掌心一片冰凉。到第四次上任时，他旧病发作，据记咳血两昼夜不止。

可最让他睡不着的，其实不是这条河。是一百多里外，那座泡在水边的小城。

三、六十里长堤修成了，麻烦为什么才刚开始？

那座城叫泗州，城北的杨家墩埋着朱元璋的高祖、曾祖和祖父。要束水攻沙，光堵黄河不够，还得把淮河的水蓄起来，逼它出清口去冲刷黄水。要蓄淮水，就得在洪泽湖东岸修一道堤——高家堰。万历六年，潘季驯把它列为头号工程，亲自驻在工地上。

修出来的数字是这样的：堤长一万零八百七十八丈，高一点二三丈，其中三千四百丈是排桩编苇的“笆工”，专门挡浪。万历七年七月完工，北起武家墩，南到越城，六十里。第二年又往南接了二十里，到周桥为止。周桥以南，他不再筑堤。堤成之后，设高堰大使一名，带五百名河兵常年驻守。

洪泽湖，从这一天起变成了一座悬湖。

万历八年十月起，他又在迎水面砌石。第一批石工墙三千一百一十丈，高一丈，厚二尺五寸，条石叠十层。石缝里灌的是糯米汁拌石灰，凝住之后硬得能崩凿子；每块条石之间再用蝴蝶形的铁锔扣住，不让浪把它一块块抠走。

工程成了。淮水出清口，黄淮合流，史书给了八个字：“两河归正，沙刷水深。”运河上连年没有大患，这是他要的结果。可同一件事换个位置看，是另一个样子：湖面被抬高了，水就贴着泗州的城墙往上走。

万历八年，一封从泗州寄出的状纸，送到了北京各衙门。

四、他两次跪在祖陵前，回去为什么说“没事”？

写状纸的人叫常三省，泗州进士。他那篇《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话说得很重：高家堰一筑，淮水泄不下去，全积在泗州一带，祖陵的松柏泡了，护沙冲了，百姓的地也没了。他要的只有一件事——拆堰。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桥一带地势稍亢，淮水大涨，从此入白马湖，水消仍为陆地。盖藉此以杀淮涨，即黄河之减水坝也。”——明·潘季驯《河防一览》

这段话解释了他为什么在周桥停手：再往南地势高，水大了从那儿漫进白马湖，水退又是陆地，等于天然溢洪道。他算得很细。细到常三省的状纸递上来，他愿意亲自去泗州看——而且去了两次。

从祖陵回来，他给朝廷的奏报只有一层意思：常三省说的那些，不实。他反过来说，高家堰修成之后，湖边原本烂了几十年的洼地，如今成了肥田。他赌的是这个——湖水再高，也漫不过祖陵那道护沙。

万历十九年九月，水进了泗州城。

《明史》记得很省：州衙没入水中三尺，居民死了十之九，水渐渐逼到祖陵。一个王朝的祖坟泡在水里，这件事没办法用工程语言解释。朝议一下子翻过来，有人上书，要把高家堰拆了。

万历二十年三月，潘季驯离任。走之前他上了“辩惑六事”，一条一条辩：黄河不能走两条道，新河不该开，支渠不该疏；又把十四卷《河防一览》刊了出来。至于他到底是怎么走的，两种记载对不上：《明史》写“放归”，还加了他太子太保、工部尚书；泗州那边的记述是“刚愎误国，几危陵寝”，革职回籍。两种说法，到今天也没对上。

五、他丢官走了，后人为什么还照他的法子修？

四年后，杨一魁来接这个差事。为了救泗州，他调了二十万民夫，在清河以上开新河分黄，又在高家堰上建闸导淮——正是潘季驯一辈子反对的那一套。泗州还是没保住，城一年年往水里沉，最后整座城没进了湖底。

可有意思的是，清朝接手以后，治河的人又走回了他的路。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把高家堰一段一段往南接，接到今天洪泽区的蒋坝；砌石、扣铁锔的法子，也都照他留下的规矩。乾隆后来评明朝治河的臣子，说最著者只有两人：陈瑄，潘季驯。

今天的大堤，北起淮阴区码头镇，南到蒋坝镇，全长六十七公里多。明代那道堤只筑到周桥，蒋坝这一段，是清代接上去的。堤上还留着康熙年间铸的铁牛，当年是“九牛二虎一只鸡”，如今虎和鸡都没了，牛还在，角断了一只。

秋天的傍晚站在堤上，一边是湖，一边是稻田。湖面比稻田高出一大截，风大一点，浪就拍到石头上，声音闷闷的，像有人在墙那边推门。

堤还在，水也还在，守堤的人换了。

你的家乡有没有这样一处“保住了这边、淹了那边”的老工程？评论区聊聊。关注我，每天带你读一段被忽略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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