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科举全是南方人，朱元璋为什么杀了考官还重考？

一场科举全是南方人，朱元璋为什么杀了考官还重考？

两份名单都挑不出错，可它们不可能同时是对的。

洪武三十年三月，南京贡院门外那张贴出去没几天的黄榜，被人从墙上撕了下来。撕榜的是落第的北方举子——五十一个名字，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个北方人。

这一科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刘三吾，湖南茶陵人，今年八十五岁。他七十三岁才被举荐入朝，替皇帝定礼制、定取士章程；朱元璋亲自写的《大诰》和《洪范注》成书，序也是叫他作的。同僚说他“不设城府”，他自己取了个号叫坦坦翁。一个八十五岁、什么场面都见过的老人，本该在这一榜之后告老还乡。

一、八十五岁的主考官，为什么连一个名字都不肯添？

接下来的几天，南京城比考场里还乱。落第的举子联名上疏，跑到礼部鸣冤，有人在街上一路喊冤，拦住过路官员的轿子；贡院墙上被人贴上匿名帖子，指名道姓说主考收了南边的钱。礼部调兵弹压，青石板上踩满湿脚印，墙上的纸撕了又贴，贴了又撕。

朱元璋把刘三吾叫了去。他要的很具体：从榜上撤下几个南人，添几个北人，把这件事压下去。

刘三吾不肯。他的理由只有一条——榜是按文章定的，取中的人名副其实，不能换。这话在洪武朝的朝堂上，等于把皇帝递过来的台阶一脚踢开。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明史·刘三吾传》记他洪武二十五年议立太子时的话：“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适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原文引用】

上一次说这样的话，他被贬去国子监，半年后又官复原职。榜没有改。真正被改的，是查榜的人。

二、十二个人查了四十天，为什么越查越乱？

三月初十，皇帝下诏，组了一个十二人的复查班子：侍讲张信领头——他是洪武二十七年的状元——下面有戴彝、王俊华、张谦、严叔载、董贯、黄章、周衡、萧揖，连新科状元陈䢿也在其中。规矩定得很细：从落第的卷子里，每人各看十卷，从中挑出可以增录的北方人。

十二个人关在礼部的一间屋子里看卷。那年四月南京一直下雨，卷子从库房搬出来，纸边是潮的，墨迹有些洇开，屋里的灯从早点到晚。看到月底，结论报了上去：这些落第的卷子，文理不佳，里面还夹着犯忌讳的话；相比之下，榜上那五十一个人是凭文章取的，没查出私弊。

这个结论没把事情压下去，反倒把火烧得更旺。落第的举子第二次上疏，说复查的人故意挑最差的卷子送进宫里；十几名御史接连上书，要求再查；街头巷尾的说法越传越具体，连谁收了多少银子都编出了数目。皇帝要的是一个能交代过去的结果，满朝递给他的，却是一个查不出错的答案。

三、罪名为什么从“舞弊”变成了“谋反”？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牵连之广，朝中人人心惊。四年之后，这桩旧案忽然又被抬了出来。五月，诏狱里的说法变了：刘三吾、白信蹈不再是“取士不公”，而是“蓝玉余党”。罪名一换，性质就全变了——科场案要的是证据，谋反案只要名单。这个人原本已经告老回过一次茶陵，是被朝廷请回来的。

《明史》把这一天写得极短：

“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琮亦遣戍。”【原文引用·《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刘三吾传》】

押解的队伍走哪条路出城，史书没写。只知道这个八十五岁的人，十几年前进南京时，是来替新朝定规矩的；走的时候，行李里没有一个字是自己写的。连三月里刚点的状元陈䢿也没保住性命。复查班子里那个张信，一向被看作最会揣摩上意的人，这一次他照实报了卷子的情况，结果被下了刑部狱。

从放榜到结案，不到三个月。案子结了，榜还没有。

四、六月初一，皇帝为什么自己出题、自己看卷？

六月，贡院重新开门。这一次没有另派主考——皇帝自己出策问题，自己看卷，自己定名次。新科第一名叫韩克忠。

六十一个名字，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个南方人。

• 洪武三十年（1397）· 丁丑科
• 春榜五十一名（另一记载作五十二名）
• 夏榜六十一名，全为北方籍
• 刘三吾 1313—1400，自号坦坦翁

前后不到一百天。三月那一榜，南方人文教之盛是实情；六月这一榜，北方人一个不落，也是实情。中间没有换考官，只换了一个看卷的人。

事后有人替这一科算过账：洪武年间取士，南人本就占压倒之势，这不是一科如此。通行的解释是，元末战事主要打在北边，北方读书人的家学断了一两代，江南的书院和刻书坊却一天没停。可账面归账面，落第的人只看榜。至于榜是怎么定出来的，那年夏天没人问。

五、一张榜定下的规矩，为什么沿用了五百年？

第二年，朱元璋去世。新登基的建文帝把刘三吾从戍所召了回来，官复原职，让他主修《春秋大成》。两年后他死在南京，八十七岁。那个把他赶走的朝廷，又把他请了回来。他的墓今天还在湖南茶陵腰陂镇的石陂村。

真正留下来的不是他的官位，是那一榜的处置方式。洪熙元年，杨士奇提了个办法：南卷取六成，北卷取四成。仁宗当年就死了，办法搁下；到宣德年间才定下来，后来又加了一个“中卷”，成为南、北、中三卷。

这套办法从明用到清，直到光绪年间废科举才走到头。它是怎么来的，五百年来有两种说法：一种出自《明通鉴》一类的史书，说刘三吾是南人、取士偏私；另一种来自后世研究者，说那一榜湖南只中一人，他要偏私，先该偏自己的家乡，况且明代八十九名状元，南方籍占了七十五人。两说各有依据，至今没有定论。

今天到南京夫子庙，过秦淮河，进江南贡院，明远楼还立在中轴线上。三层木结构，始建于嘉靖十三年，现存的是道光年间重修的；当年乡试，监临官就登这座楼往下看，看哪间号舍的帘子没放好。楼前一方砚形水池，取“一碗水端平”的意思。

博物馆是从地面往下走的，绕到地下四层，再一层层上来。馆外东西两侧复原了二百零六间考棚；清代最盛时，这里有两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号舍，每间一点五平方米，一块案板架在砖上，人进去要待九天。

那年春天的榜，如今一张纸也没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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