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众喝下广州那口「贪泉」,为什么同僚都说他在装?

他当众喝下广州那口「贪泉」,为什么同僚都说他在装?

清白这件事,做到不算最难,让人信才难。

石门贪泉

晋安帝隆安年间,一条官船在广州城西北二十里的石门靠了岸。船上的人是吴隐之,刚从建康领了任命,南下做广州刺史。他没有让人先去找驿馆,撩起袍角下了船,沿着驿道走到路边一口井旁,去喝一口水。

那口井叫贪泉。当地的说法是,喝一口,人就起了贪千金的念头;喝得多了,会贪得无厌。南来北往的官,走到石门这一段,宁可忍着口渴,也不肯沾一沾。泉水就在驿道边上,井圈被踩得发亮,谁都能喝,偏偏谁也不喝。

吴隐之走到井边,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意思是,看不见想要的东西,心就不会乱;翻过南岭就丢了清白,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完,他舀起一瓢水,当着随从的面喝了下去。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酌贪泉》,见《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原文引用)

二十个字,说的是一件很硬的事。他没有去争这水到底灵不灵,只把话说到了一个谁都反驳不了的地方:水能不能改人心,得先看人心肯不肯被改。这一瓢喝下去,等于把整条驿道上的说法,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知识卡片:「夷齐」指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兄弟互相让国,后来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后世用这两个字,代指宁死也不肯苟取的人。

这首诗后来很出名。唐人王勃写《滕王阁序》,一句「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可当时在石门边上,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一首诗。让他们心里发紧的,是他真打算一个钱也不拿——一个刺史当众立下这种誓,往后同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一、一任官从城门走过就进三千万,这钱是谁给的?

要看懂他为什么非喝这一口,得先看清广州是个什么地方。《晋书》有一句话把它说尽了: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一只箱子装满,够几代人过日子。海船从南洋过来,象牙、犀角、香料、珠贝都在这些码头卸下,江风里常年飘着沉香和没药的气味。

南朝人还留了一句更直白的话,收在《南齐书·王琨传》里: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一任还没做满,从城门底下走一趟,三千万就到手。这话本是骂人的,可它骂得越狠,越说明不是空话——连骂人的人都懒得绕弯子。

可这地方也难待。路远,瘴气重,北边来的人十有八九要病一场,很多人根本不愿意来;肯来的,往往是在京里站不住脚的人。天高皇帝远,任期又短,捞一笔就走,是最省事的算法。风气一旦成了算法,就没人觉得自己在作恶。

朝廷想改这个风气,就得派一个不会伸手的人去。于是有了吴隐之这一趟。可一个不肯伸手的人到了广州,最先难受的,不是他自己。

二、一口水,怎么就替一群人背了上千年的名声?

石门在广州西北的水路上。从北边进城,船一定要从这儿过,官船、商船、运粮船,都在这一段等潮。所谓「一饮贪泉,廉士亦贪」,就是在这片等潮的水面上传开的。这个说法很省事:前任们捞得太狠,说到底,是因为在石门口渴,喝了一口水。

水是冤枉的。可一口冤枉的水有个极大的好处——它替活人挡了骂名。往后谁贪,都可以说自己在石门口渴过;说得多了,连说的人自己都信。

所以吴隐之在这里下船,喝的不是水,是一个说法。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个说法喝下去。

贪泉·泉井特写

三、天天吃鱼干,为什么同僚反倒说他装?

到任以后他做的事,史书记得很细。「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饭桌上常年只有青菜,偶尔添一点鱼干;官府配给的帐子、器物、衣服,一律退回库房。广州的夏天又湿又闷,鱼干腥味散不掉。天下最肥的差事,他吃得像个穷书生,同僚看着不像清,像话里有话。

史书用了六个字写这件事:时人颇谓其矫。当时的人多半觉得他在装。这未必出于恶意——在那样的官场里,一个人不拿,别人就不好拿;他不拿,等于每天站在那里指着别人的手。清本来是私事,做给人看,就成了指控。这是个死局:拿了是贪,不拿是装。他不辩解,真正撕开这层「装」字的,是一碟鱼。

四、一碟剔干净刺的鱼,为什么比金子还危险?

《晋书》记了一件很小的事: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手下人送鱼上来,把刺一根一根剔干净了。这不是体贴。先让你欠一笔小人情,再慢慢谈大的——鱼只是开场,后头的话还没说出口。他看出来了,这个人挨了罚,也被撤了。

再往后,广州出了大事。元兴三年,卢循从海上打过来,围了城。吴隐之带人守,长子吴旷之死在这一仗里。城最后还是破了,他被俘,靠刘裕写信给卢循,才放他北归。《晋书》写他离开那天,只用了八个字: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做了几年天下最肥的官,行李装不满一条船,唯一一件值钱的物件,是妻子藏着的。

「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沈香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晋书》卷九十《吴隐之传》(原文引用)

一斤沉香,一句话都没换到。

沉香是南来的名贵香木,当时论斤计价,寻常人家用不起。他没有骂妻子,也没有讲一番道理,只做了一件事。史书没记他当时说了什么,一个字都没记。有些话说出来是辩解,不说,才像一句判词。后来的人把石门下游那片沙洲叫作沉香浦,说沉香一入水就化成了一块沙洲。可一千年过去,沙洲的名字比很多人的名字都长。

贪泉·江上归舟

五、他死后一千年,为什么有人替这口泉喊冤?

朝廷其实给过他回报。元兴初年下诏,说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他回京以后住的地方,《晋书》写得比诏书实在:数亩小宅,篱笆矮,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刘裕要给他车马、替他另盖宅子,他辞了。

义熙八年他告老,第二年去世。唐人修《晋书》,在传末给他一句评语:吴隐之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修史的是房玄龄那一班人,见过太多清官与假清官,这句评语给得不轻。

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说圆。清初的广东人屈大均就不服。他是本地人,对这口泉背的名声格外在意,在《广东新语》里写下了一段反问,问得比谁都狠。这一问比那首诗更难答——它问的不是水有没有灵,是人为什么需要一口水,来替自己开脱。

「廉者不能使人廉,贪者乃独使人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屈大均《广东新语》(原文引用)

那口泉后来的命也不好。宋人方信孺《南海百咏》里记,五代时南汉的国主嫌「贪泉」这个名字难听,派人运石头把它填了。名字填不掉。明万历二十四年,广东右布政使李凤等人在原处立了一块碑,碑上丹书「贪泉」两个大字,上面刻着他那四句诗。

这块碑今天还在。一九六三年,原件被移进广州博物馆镇海楼碑廊,原地换了一块复制件。碑还立在白云区石井庆丰村的路边,两米三高,宽八十厘米。

去看那块碑的人,多半会先读上面那二十个字,再低头找泉。泉找不到,井圈也没有,只剩一片水泥地和几棵树。碑是复制件,字是老字。

碑是后人立的,话是他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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