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瘗鹤铭泡在江里七百年，为什么捞上来还是不知道谁写的？

焦山瘗鹤铭泡在江里七百年，为什么捞上来还是不知道谁写的？

一个丢过两次官的知府，替一块石头办了件事。

康熙五十一年冬天，长江的水退到了这一年最低的位置。镇江焦山北面的崖脚下，几十个民夫脱了棉衣，轮着班往江水里扎，摸上来的不是鱼。

岸上撑伞站着的是本地知府陈鹏年。他到这一年才刚解了软禁，家小还没在镇江安顿好，先雇了这批人下水。

一、刚出牢门的知府，为什么先雇人下江捞石头？

陈鹏年是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中的进士，做过浙江西安知县、江宁知府、苏州知府。在西安任上，他带人重丈田亩、清掉虚税，把有田无主的荒地租给移民开垦。在江宁那几年，两江总督阿山要加派地丁银充作迎驾的开销，满堂属官没人吭声，他一个人顶了回去：“官可罢，而赋不可增。”

阿山后来参他贪墨，把他关进江宁的狱里，又添一条“大不敬”，论罪当斩。江宁的商贩罢了市，一千多个读书人举着幡要去告御状，江宁织造曹寅在皇帝面前磕头，额头磕出了血。他免了死，被召进武英殿修书；几年后起复做苏州知府，又被参，议罪要遣戍黑龙江，皇帝再一次把他留下来修书。

到康熙五十一年，软禁解除，他移居镇江城南。焦山临江的崖壁上原本刻着一篇铭文，叫《瘗鹤铭》，字大，行气开张，是这座山上最有名的一样东西。一个刚从这种事里出来的人，通常先安顿家小、先见客；他的头一件事，是找人来问江底那几块石头。

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一句诗，把这块碑抬到了顶。可他到底想从江底捞起什么？

二、给一只鹤写墓志，落款为什么全是假名？

铭文刻的是一篇墓志。墓志是埋人用的东西，这一篇埋的却是一只鹤：主人得了它，养了两年，它死在朱方——朱方就是今天的镇江。写的人自称“华阳真逸”，写字的人自称“上皇山樵”，后面还跟着“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几个名号。六朝人养鹤、放鹤，本是清谈里的雅事；给一只鹤立碑、刻石、留一篇正经墓志，更是名士才做得出的排场。

四个名号，一个真名都没有。“真逸”是号，“山樵”是号，“外仙尉”也是号。给一只鹤写墓志，本来是件小事，他偏偏把名字一层一层裹进道号里，好像这石头会被人翻过来对账。

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欧阳修《集古录》卷十

欧阳修没敢往下断，只把疑问留在跋尾里。此后的跋尾越写越长，问题却一直是那一个：这块碑，到底是谁写的？

这篇墓志写完，石头在崖上站了几百年。然后有一天，它掉了下来。

三、捞上来两次，掉回去两次，第三次凭什么能成？

字是直接凿在石面上的，就着崖势排行，行距宽窄不一，有的行挤，有的行松，落款也很随意。摩崖和碑不一样，没有碑座，也没有碑额，字就长在山上；山一塌，字就跟着塌。后来崖石崩了，连石带字栽进长江，碎成五块。旧志上说，是雷把它劈下来的；至于哪一年，说法不一。

这一崩，崩出了七百年的麻烦。石头一年里能露面的日子不多，水退得不够，字还在水里；退够了，石头也是湿的，纸一按就破。拓工得趴在石头上，仰着脸，一手按纸，一手扑墨，一冬也拓不了几张。

宋人捞过。旧志上说，熙宁年间捞上来一次，淳熙年间又捞上来一次，两次都重新掉回江里。谁出的钱、用了多少人、为什么没留住，志书上只有几行字；一块石头就这样被捞起、脱手、再沉下去。

可文人还是往这儿跑。焦山就在镇江城外的江心，摆渡一脚就上了岸。米芾来过，在石壁上留下题名；陆游也来过，留下一段观《瘗鹤铭》的题记，今天还刻在焦山的石壁间。

陈鹏年想做的不是拓几个字。他想把石头整个搬上岸。

四、最要命的那块石头，字朝着江底

雇工下水，前后三个月。下水的人腰上系麻绳，两个人拉一个，摸到石头先用绳兜住四角，等潮水平了再往岸上拖。江底的泥是软的，石头一陷就是半尺；绳子一紧，人先往下滑，一天要下水几十趟。

五块里最难的是中间那一块。它卧在江底，字面朝下，整面贴着泥。要先把石头翻过来，才看得见一个字；翻不动，那些字就永远朝着江底。

石头上了岸，还得剔。几百年水冲沙磨，字口里塞满泥沙和细贝壳，得用竹签一点一点剔。剔完一数，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个字已经损了；另一路的统计把残字一并算进去，作九十三字；故宫博物院后来的著录只记八十八字——石头出水以后，又损了几个。

字面朝下的那块，翻过来了。

八十六个字摊在五块石头上，一块不到二十个。他把五块按前人考订的行次拼回去，在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存放；又请好友祝荔亭广收历代记载、逐字辨认，编成一部《瘗鹤铭考》，把一千年的说法摆在一处。

石头上了岸，字也认出来了。可这些字是谁写的，还是没人能给一句准话。

五、九十三个字摆在碑林里，写字的人还没有名字

乾隆二十二年，残石从亭里移进寺壁；一九六〇年，五块合成一块，砌进墙里。今天它们陈列在焦山碑林，宝墨轩的碑亭里，玻璃罩着，五块石头拼出一个残缺的长方形，缝里还看得见当年粘合的灰痕。

亭边另有一方《重立瘗鹤铭碑记》，上面有一句话，把这块石头的命说尽了：“盖兹铭在焦山著称，殆千有余年，没于江者又七百年。”

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黄伯思《东观余论》

黄伯思的理由有三条：陶弘景自号“华阳隐居”，与“华阳真逸”对得上；他写《真诰》只记干支不记年号，这篇铭也一样；壬辰是天监十一年、甲午是十三年，那两年陶弘景正在茅山。清人汪鋆替他统计过一句：指为陶隐居的，十之七。北宋的董逌也认这个方向，只补了一句：陶弘景也许只是撰文的人，真正下笔的另有其人。

反对的也一直在。苏舜钦、黄庭坚说是王羲之，欧阳修疑是顾况，还有人说是刻在石侧的王瓒，今人又有皮日休一说。这一争，从北宋争到今天，名单还在加人。

再往后，阮元在焦山设书藏，捐书编目，就用《瘗鹤铭》里“相”“此”“胎”“禽”这些字做编号，七十四字编七十四号。一块残碑，最后成了藏书楼的目录。

今天去看，最高的那块石头不过半人高，字口被水磨得圆钝，凹下去的地方被灯照得发亮。旁边摆着拓片的复制品，黑底白字，比石头清楚得多，也比石头陌生得多。

石头捞上来了，名字还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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