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还没打通，元朝为什么先把粮船赶下了海？

运河还没打通，元朝为什么先把粮船赶下了海？

最要紧的那条路，往往不在朝廷画的图上。

至元十九年，元朝做了一个决定：江南的粮，改从海上运到大都。押船的，是两个海盗出身的降将。

提议的人是伯颜。六年前他统兵打下临安，曾让这两个人用船，把南宋的图籍、印玺、仪仗从海路送到大都。这一趟走通了。此后六年，两人在胶州、在海上替元朝办事，都授了金符千户。伯颜记住了这条水路，也记住了这两个人。

一、他为什么先想起一条船，而不是一条河？

至元十九年，大都的官署里摊开两张图。一张画河，从杭州一路画到通州，中间断成好几截；一张画海，只标了几个岛、几片沙。墙角还堆着几卷没归档的河工图，卷边磨毛了。伯颜的手指停在海图上，说了一句满座没人接的话：走海。

走河走不通，不是没人努力。那时运河山东那一段还没凿开，江南的粮船到了临清，得把粮一袋袋卸下来，雇车走陆路，绕过淤死的河床，再重新装船北上。一石粮从江南到通州，路上要倒三四回手；闸口等水的时候，船工蹲在船头烧饭，河面上一层柴烟。码头边撒着碎米，脚夫踩过去，鞋底黏一层白。

元人自己把这件事写在了《食货志》的开头，一句大白话，说尽了当时的处境：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

一头是粮，一头是嘴，中间这一路每年都得走通一次。挖河的人在工地上已经耗了好几年，伯颜却把眼睛挪到图上那片空白——海上没有画过路，也就没人能说它不能走。

二、押船的为什么偏偏是两个海盗？

朱清是崇明人，家里在江边用芦苇搭屋，捕鱼、贩盐过日子。张瑄是嘉定人，幼年丧父，跟着母亲讨过饭，长成一条壮汉，爱喝酒，也爱赌。两人在吴淞江边换米时撞见，结为兄弟，从此一起贩盐、一起下海。让他们被想起来的理由很实在：这两人在海上活了几十年，知道哪一段水底下有沙。

朝堂上没几个人赞成。史书只留下四个字：未知其利。挖河的工程没有停，海运只算试一试。朝廷拨下六十条船，平底、方头、吃水浅，舱也不深，装货比河船少，好处是坐上沙洲不会翻。这种船后来有个名字，叫沙船。

至元二十年，这六十条船到了直沽，卸下四万六千余石粮。押运的是上海总管罗璧，加上朱清、张瑄。从出海到抵岸，走了整整一年——沿着海岸一寸一寸地摸，见了岛才敢下锚，风信一错就等下一季。

四万六千石，听着不少。可大都要吃的粮，是按几百万石算的。

三、贴着海岸线走，一年只敢走一趟

那条路难在不能离岸。船从刘家港出海，先沿苏北的浅沙往北，绕过大半个山东半岛，在成山掉头向西，再进渤海。浅沙段水浅，船底几乎擦着沙走，得有人站在船头拿竹篙探底，探一篙，走一程。成山头的水是深黑的，浪从崖下翻上来，带着一股腥咸；船帮上结着白花花的盐霜，缆绳泡透了水，一握一手麻。

更难的是人。风涛一起，船翻货沉，账上只写两个字：漂没。一年漂掉三五万石，是常事；船上的人没了，账上连名字都不留。

而朝廷的指标一年比一年紧。运额从几万石往几十万石上抬，文书催到码头，押运官站在跳板上点数。船上分工细：火长看星定方位，碇手管锚，篙师探沙。船户一出门就是一整年，家里的田撂给老小；船到港时，桅杆断过、帆是补过的。可这条路一年只敢走一趟，错过风信，就得等明年。

照这个样子走下去，这条航线的尽头，不像大都的粮仓，倒像海底。

四、把航线往外挪几十里，一年就多出几百万石？

至元三十年，千户殷明略换了一条走法：船从刘家港出海，过崇明三沙就放洋——不再贴着岸走，而是一头扎进黑水大洋，向东直取成山；到了成山再转西，经刘家岛、登州沙门岛，从莱州大洋进界河，抵直沽。等于把“沿岸探沙”换成了“放洋赌风”，赌的是风向和洋流。原来一个单程要走几十天，顺风时十天上下就到。

粮食的数字跟着翻。从四万六千石，到几十万石，最多的一年三百余万石。海运万户府从临时差事，变成实权衙门；朱清、张瑄一路做到行省左丞、参知政事，子弟、甥婿佩金符银符的以千计。

一条航线，把大都的命门从河里挪到了海上。

朝廷给他们的，还不止是官。叶子奇记下过一件更稀奇的事：

「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运万户府以官之，赐钞印，职其自印。钞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红。富既埒国，虑其为变，以法诛之。」——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原文误作“朱瑄、张璧”，即朱清、张瑄）

大德七年，有人告他们谋反。告发的到底是谁，各本书写得都不一样，名字对不上，事情也查不清。朱清被押到京师，不肯认，说了一句大意如此的话：我本是世祖的旧臣，世祖待我不薄，怎么会反？不过是新上来的宰相看上了我家的产业。说完一头撞在石上，死了，六十七岁。

张瑄和儿子张文虎被杀，家产抄没。七年后朝廷又给他们平了反，发还一部分田产；海运缺人，又把张家的后人起用了回去。

人没了，那条航线还在走——一年一年，粮船照样出海。

五、那条海路，最后留下了什么？

留下的是地名和城。太仓那时只是昆山惠安乡的一块地，不满百家；朱清、张瑄在这里造宅、开港，粮艘商舶云集，一座城跟着长起来。城里的巷子后来按姓分，南张家巷、北张家巷，都是张家的宅子留下的。往北，通州潞河下游那个河湾，因为万户张瑄督海运到过这里，就叫了张家湾——《方舆纪要》里一句话，把这名字钉住了七百年。

港口没了，名字还钉在地图上。

明初粮还从海上走；后来会通河重新疏浚，运河一年比一年顺，海路就一年年冷下去。到清代，漕粮全归河运，海上这条道只剩下渔船和商船。

今天去太仓浏河镇，天妃宫还在。元至元年间建起来的海神庙，山门朝南，正对浏河塘，殿里供的是妈祖，元代管海运的人叫她天妃。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从这里起锚的。

宫前的石阶被踩得发亮，中间磨出两道浅槽，是独轮车压的；殿里香火没断，河埠头还泊着小船。运粮的沙船，一条也不剩了。

海还在，走海的人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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