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之战他冲进箭雨，回头为什么砍了七十颗人头？

高平之战，皇帝冲进箭雨，战后为什么砍了七十颗人头？

赢了这一仗，他才看清自己手里是什么兵。

三月的朝堂上，七十多岁的冯道问了一句话：「未审陛下能为山否？」被问的，是刚在先帝灵柩前即位两个多月的后周皇帝柴荣。

问这话不是赌气。柴荣说要亲自带兵北上，满朝都在劝他别动：先帝尚未下葬，新君离京，人心一摇就散。冯道做过四朝宰相，在相位二十多年，见过的皇帝比柴荣见过的朝臣还多，他不想看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把刚到手的东西丢在路上。

北边来的消息确实不好看。北汉国主刘崇亲自带了三万骑兵，又向契丹借了一万多骑，一路压到潞州。潞州是泽州以北那道门，门一开，后面就是汴京。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郭威夺了他家的天下，这个仇他记了三年多，等的就是郭威死、新君立的这个空档。

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臣，为什么敢当面问他能不能当山？

柴荣搬出的是唐太宗做例子。冯道不退，把话顶了回来；柴荣再让一步，冯道紧接一句，把话又顶了回去。三个回合下来，皇帝的脸沉了，满朝只有王溥一个人站出来说：去吧。

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原文引用】《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

柴荣还是走了。三月乙酉，车驾出大梁；七天后到泽州。再往北，就是高平。他带走的是后周最能打的一批人；而这批人肯不肯替他死，还没有人知道。

二、兵不够、风不顺、后军没到，他凭什么还敢列阵？

三月十九日，两军在高平以南的高原上照面。周军列阵时，河阳节度使刘词的后军还没到，阵面上的人明显比对面少。风贴着地皮刮，把两边的旗子都吹得直响。《资治通鉴》写了四个字：众心危惧。

对面反倒更松。刘崇登高看了一眼，回头就埋怨自己不该把契丹人叫来，说光用汉军就能破敌，今天不光要赢，还要让契丹人心服。契丹主将杨衮策马往前看了看，回来只说一句：这是劲敌，别轻进。刘崇摸着胡子回他：时机不能失，你别说话，看我打。

风也站在对面。开战前刮的是东北风，正对着周军；忽然转成南风，沙土扑向北汉军的脸。北汉的枢密直学士王得中拽住马头劝，说这风不是帮我们的；刘崇回他「老书生勿妄言，且斩汝」。

可这些都不是最难的。五代五十三年，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个皇帝，规矩只有一条：兵强就是皇帝，仗打输了先跑，跑完还能带兵投对面，换个官做。柴荣带出来的这批人，就是在这一条规矩里长起来的。他们见过太多主帅把皇帝卖了，也见过太多卖皇帝的人后来封了侯。

所以刘崇敢只带三万人来。他算的不是兵力，是人心。

三、右军一跑，一千多个步兵为什么跪下来喊万岁？

先动的是东边。北汉骁将张元徽带一千骑兵直冲周军右翼。守右翼的是樊爱能和何徽，两个从后梁打到后周的老将，官拜节度使。合战没多久，两人带着骑兵掉头就往南跑。右翼当场散了：一千多个步兵扔下甲，冲着北汉军跪下，高呼万岁；溃兵倒卷回来，把本阵的队形也冲乱了。

皇帝就在这道阵的后头，马没动。

按五代的规矩，这时候他该做的是拨马回泽州，把败仗交给下一个倒霉的人。柴荣没有。《资治通鉴》写他「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自己带着亲兵，迎着箭和石头往前走。

禁军里一个二十七岁的宿卫将回头对同列喊了一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皇帝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凭什么不拼命。这个人叫赵匡胤。

喊完这一句，他没有往前冲。他先去找了另一个人。

四、他往箭雨里走了几步，回头为什么砍了七十颗人头？

他找的是张永德，殿前都指挥使，手里握着禁军。赵匡胤跟他说：敌人气骄，力战可破；你手下多能左手射箭的，请带兵登高往西出，做左翼，我带兵做右翼，两边夹。最后一句是「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两人各带两千人，冲了。

跟着动的不止他们。内殿直马仁瑀在阵中喊：「使乘舆受敌，安用我辈！」——让皇帝本人挨打，要我们干什么。他纵马引弓，大呼着连射杀数十人。

真正让北汉军泄气的却是一个意外：张元徽冲阵时马倒了，人被周兵杀死。他是北汉最能打的前锋，一死，北军夺气。

西边的契丹人一直没动。杨衮记着刘崇那句「请公勿言」，眼看周军越打越硬，索性带全军往北撤。刘崇亲自举红旗收兵，收不住。追到高平，史书上是五个字：僵尸满山谷。

天黑以后，刘崇换上粗布衣，戴上斗笠，骑上契丹送的那匹黄骝马，带一百多骑从雕窠岭跑。夜里迷路，抓了个村民带路，走了一百多里才发现方向反了，把带路的杀了。路上得着吃的，筷子还没举起，有人喊周兵到了，撂下就走，勉强进了晋阳。

仗打完，柴荣没有先清点缴获。他要办另一件事：杀樊爱能、何徽。他犹豫了几天——这两个都是累朝宿将，杀将容易，杀完谁替他带兵。己亥那天，他白天躺在行宫的帐里，问身边的张永德。张永德说：这两人素无大功，白占着节帅的位置，望敌先逃，死都不够抵罪；陛下正要平定四海，军法立不起来，纵有百万熊罴之士，您怎么用。

柴荣把枕头扔到地上，大声说好。当天收捕樊爱能、何徽，连同部下军使以上七十余人，一并斩首。临刑前他骂：你们都是历朝宿将，不是不能打；今天望风就跑，没别的原因，是想把朕当一件稀罕货，卖给刘崇罢了。何徽先前守晋州有功，柴荣想免他，最后还是说军法不可废，一起杀了，赐一口小棺材送回老家。

七十多颗人头，落在同一天。

《资治通鉴》给这件事收了一句：「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同一天还有一道任命，写在赏功名单的末尾：张永德盛称赵匡胤的智勇，柴荣把他提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五、五年后那件黄袍，为什么说是在这片土上缝好的？

这道任命当时没人在意。殿前都虞候是管军纪的官，位置不低，可离皇位还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从这一天起，后周禁军开始换血：裁老弱，募壮士，武艺超绝的补进殿前诸班。一支只认主将的兵，慢慢变成一支认规矩的兵。七百多年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给这一仗下过一句断语。

若夫高平之战，则治乱之枢机，岂但刘、郭之兴亡乎？——【原文引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

柴荣没能看见那件黄袍。

五年多以后的又一个正月初三，陈桥驿，这支军队把一件黄袍披在了当年那个喊话的宿卫将身上。樊爱能式的亡国，是阵前溃逃、反手卖主，国家烂在战场上；赵匡胤式的接手，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换了主人，兵不血刃。这个分别，是从高平那个下午开始有的。

还有一个人没能等到。冯道被留在汴京主持先帝的丧事，那时他已经病着；山陵礼毕，神主还没送进太庙，四月十七日，他死在自己家里，七十三岁。距高平那一战，一个月。

今天从晋城往北，先过巴公镇，再走四十来公里到高平。高平城南那片高原上种着玉米和谷子，没有碑，没有纪念馆，连一块说明牌都没有。倒是城北的永录村，1995 年挖出过成堆的人骨——那是另一场仗，前 260 年的长平之战，比高平之战早了一千二百多年。

骨头记得那一仗，纸记得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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