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亡命江湖。到了雁门县,赵员外给他指的出路不是远走塞外,而是上五台山文殊院出家。有意思的是,赵员外说这事他早有准备——"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原来在古代,想当和尚不是把头发一剃就行,你手里得先有一张官府发的"执照":度牒。这张纸薄得很,却管了中国僧人将近一千年,行情最好的时候,一道能值上百贯钱。
一、出家的"编制",比你想的紧得多
古代为什么要把出家这件事管起来?根子在一个字:税。僧尼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是历代通行的优待。一个人出了家,国家的税册上就少一个丁;要是人人都跑去做和尚,朝廷的账本就塌了半边。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南史》里记了一位叫郭祖深的官员,南朝梁武帝崇佛成风,他抬着棺材到宫门口进谏,奏疏里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再这样下去,"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字句从通行引录)。数字或有夸张,但问题是真的:一旦出家不要门槛,就挡不住有人为了躲赋役"假出家",脑袋一剃,税役全免,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
所以历代官府的对策是:出家可以,先过官府审核,在僧籍上挂上号。而证明你这个"号"的凭证,就是度牒。
二、度牒什么时候"出生"的?
度牒制度一般认为定型于唐代(学界通行看法,起始的具体年份尚有讨论)。唐代僧尼名籍归尚书省祠部掌管,想出家的人经官府审查合格后,由官府发给度牒,上面写明俗姓、籍贯、剃度师是谁,从此你才是有"户口"的合法僧人。
拿到它还要考试。唐代有试经度僧的规矩,想出家得先诵经若干,考核通过才准剃度(各朝科目与年限不一,散见文献记载)。说白了,出家在古代是一种要考的稀缺资格,跟今天考编制的逻辑一模一样——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还都得是"笔试"。
这张牒的用处也实打实:它是僧人的身份证,行脚挂单、云游住寺都要查牒;没有度牒的"私度"僧人,一经查出要被勒令还俗,官府和收留的寺院还要跟着受罚。
到了宋代,这套考试更进一步制度化:申请出家的人要试经、要习学若干年,朝廷每年按"岁度牒"发放名额,一年发多少道,全国就只准新增多少僧人(学界据文献归纳,细节各说不一)。换句话说,岁度牒就是古代佛门的"招生计划",由中央算好盘子、按年下发——想出家的人再多,名额之外一个都进不来。顺带一提,这套管理不只针对和尚,道士、尼姑同样要请牒入籍,哪家宗教都逃不过这本账。
三、第一笔"卖牒"生意:安史之乱的军费
度牒从身份凭证变成商品,转折点是一场大乱。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军费瞬间见底。危难关头,官府想出的救急办法之一,就是卖度牒:纳钱百缗上下(一缗即一贯,约合十万文)即可得牒为僧(据《唐会要》等文献记载,数额与细节各家引录略有出入)。打仗打到最缺钱的时候,连"出家人"的名额都成了国家债券。
这一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财政一紧张就卖牒,牒越发越多,僧尼越来越多,纳税的人越来越少,财政愈发紧张——一个完美的死循环。晚唐人对此看得明白。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发动灭佛,拆寺四千六百余所,勒令还俗的僧尼达二十六万余人(《旧唐书》本纪等,数字从通行引录)。这场灭佛的账本里,经济因素和信仰因素一样多:那么多免役的人口、免税的寺产,国库实在养不起了。
四、宋朝:度牒成了一种"债券"
把度牒玩出花样的,是宋朝。宋代度牒由官府定价出售,买牒才许剃度;更妙的是出现了"空名度牒"——先把空白牒卖出去,用的时候再填名字。它可以转手、可以抵押、可以当礼送,事实上成了一种官方发行的有价证券(学界通行说法)。
它的价格,就是一部长年波动的晴雨表。北宋中期一道度牒大约百余贯,遇上朝廷财政紧张多发几批,价格就跌;官府收紧发行,价格又涨回来(取通行区间,各家记载不一)。到后来,官府拨经费也懒得搬铜钱,直接拨多少道度牒完事,地方拿它抵开支、充本钱、换粮草,一路通行无阻。
最著名的一笔,是苏轼修西湖。元祐年间苏轼知杭州,西湖葑草蔓合、淤塞过半,他组织疏浚,把挖出的淤泥水草堆成一道贯通南北的长堤,这就是今天的苏堤。修堤的钱粮不够,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动用了救荒余下的钱万缗、粮万石,又专门向朝廷请得度僧牒百道,用来招募役夫(字句从通行引录)。也就是说,修西湖的"工程款"里,有一部分是用"出家执照"结算的——在宋代,这跟发钱没有本质区别。
它的金融化程度远不止于此。熙宁变法前后,官府设机构要筹本钱,度牒经常被直接充作本金,地方上拿它抵俸禄、买军粮、赈灾荒的记录也不少(散见宋人记载,学界通行说法)。有人打趣它是朝廷开的"白条",其实它比白条硬气得多——有国家定价、可以流通转让,在铜钱和绢帛之外,硬生生当出了一种货币的角色。
五、鲁智深的度牒,就是这么来的
回头看《水浒传》,赵员外手里"已买下"的那道五花度牒("五花"一说指官府印押齐全的花押文书,各家解释不一),正是这种可以预先囤积的空名牒。他把这道牒许给鲁智深,鲁达上了五台山,智真长老剃度时将度牒上的名姓籍贯一一填写,这个花和尚就成了手续齐全的合法僧人。
后来武松为了躲避缉捕,改扮头陀,用的也是一整套现成的度牒身份(小说家言,情节纯属文学虚构)。小说是编的,常识是真的:在宋元明的话本读者眼里,度牒实名登记、可以转让顶替,是人人了解的社会常识。反过来说,没有度牒的出家人,就像没有户籍的"黑户",走到哪儿都是麻烦。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此前讲过古人剃发的种种规矩,但那是身体的头发;度牒管的不是头发,而是身份——头发剃了没有牒,在法律上你连和尚都不是。
六、这张纸怎么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沿袭前制,度牒照发、考试照考,但滥发与私度的老问题照旧。清初沿用明制发放度牒,到乾隆年间,朝廷认为僧道人数已经失控于牒照之外、制度失去实际约束力,逐渐停止颁行(学界通行说法,具体年份各家表述不一)。运行了将近一千年的度牒制度,就此谢幕。
不过它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换了名字:今天宗教教职人员同样要经认定与备案(据公开的宗教事务管理规定),逻辑一脉相承——出家从来不只是个人私事,它背后牵着一整个社会的赋役账。
七、一张纸里的中国财政史
回头看,度牒的故事本质上是一部财政史:朝廷严管僧籍,是因为僧尼免税免役;度牒值钱,是因为它等于一张"免税免役资格证";它的涨跌,跟着国库的丰歉起伏;连苏堤都拿它当过工程款。一张薄纸,背在和尚身上是身份,揣在商人袖子里是硬通货,写进苏轼的奏章里是杭州百姓的堤岸。
鲁智深若是知道自己那身僧衣背后挂着这么大一笔账,大概要先愣半天,然后仰头再喝一大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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