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买下一截薯藤,绞进汲水的麻绳里带回福州——西班牙当局明令薯种不得出境,私带者按死罪办。第二年福建大旱,巡抚金学曾先自己试种一季,才下令全省栽插,闽人因此把朱薯叫作金薯。一根藤,就这样在中国扎下了根。
明嘉靖年间,一个客居太仓的江西人把自己关在楼上十年,把一种只有昆山一地听得懂的南曲,磨成了后来全国都要学的唱法——“水磨调”。这套唱法让汤显祖写出《牡丹亭》,却在乾隆年间被归进“雅部”,输给了唱大白话的“花部”。
唐代书里就写着“宣纸”两个字,比今天这种纸早了四百年。真正的宣纸产在安徽泾县小岭——一个连田都种不出的山沟;配方是公开的,换个地方却造不出来。宋元之际,一个叫曹大三的逃难人带着族人进山,用山上的青檀皮和山下的沙田稻草,做出了那张纸。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夜,九千唐军冒雪奔袭七十里,走进了三十多年没有官军来过的蔡州城。城门开时,守军还在睡觉。这一夜的背后,是一个主帅装出来的懦弱、一个被全军指为叛徒的降将,和一口池塘里被惊起的鹅鸭。
1972年山东临沂一座西汉墓里,失传一千七百年的《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墓出土,4900多枚竹简了结了孙武、孙膑是否一人的千年公案。墓主没有留下名字,却替两个名人保住了名字。
贺兰山下九座土堆,当地人叫了八百年“昊王坟”。1971 年部队挖战壕翻出残碑,才认出是西夏陵;可九座帝陵没有一座知道主人是谁——元朝修了宋辽金三史,唯独没给西夏修一部史。学者李范文用六年,从 3270 块碎碑里认出了唯一一个皇帝的名字。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从自家祖坟底下挖出一只八百多公斤的青铜大方鼎。古董商出价二十万银元,条件是把它锯成十块;日军先后三次进村搜查,它却一直躺在村子底下。它今天叫司母戊鼎,也叫后母戊鼎——这一个字的读法,学界至今还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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